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真实”两次转向【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真实”的两次转向 ——The Two Transition of "Fact":From Homer to Thucydides 作
者：
秦莹莹
作者简介：
秦莹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原发信息：
《浙江学刊》(杭州)2014 年第 3 期 第 72-79 页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在文本叙述的基础上探究荷马、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真实”表达，揭示从荷马的神话思维的经验式“真实”，经由希罗多德自然科学的理性式“真实”，到修昔底德政治哲学的思辨式“真实”发生的两次转变。荷马的“神赋论”、在场者的见证与强者话语表明，神话经验的叙述方式隐藏着道德批判与建构的目的。受自然哲学的影响，希罗多德以“histor”为基点，建立了以自然知识判断口述材料的“真实”评价原则，而修昔底德又在批判诗人与散文编纂学家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叙事揭示“人性”造成的人类基本政治生活面貌，从“最伟大的战争”与“最大苦难”的双向论证中完成了向理性思辨之“真实”的过渡。
The Two Transition of "Fact":From Homer to Thucyd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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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真实/修昔底德/荷马/希罗多德
期刊名称：
《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4 年 08 期
热奈特在《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fictional narrative，factual narrative)一文中提出区分两种叙事的必要：“考察纪实叙事和虚构叙事以及面对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因为该故事在第一种情况下(被视作)‘真实’故事，而第二种情况下则是虚构故事。”①但是，热奈特在理论推理的基础上对纪实叙事的内在机制给予探究之后发现，纪实叙事本质上可以被虚构叙事涵括，历史作品应属于虚构叙事的范围。海登·怀特的“新史学”与叙事学在理论上有着相同的学术取向，他从历史写作的内在机制入手，将历史作品分门别类，最终认定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均为“故事”而非“事实”，历史总是以“文学制品”的方式存在。这两种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古典作品的分析。与现代叙事的“虚构”旨归相反，早期西方的经典叙事作品都讲究“真实”，以追求话语的可信性为最终目的，荷马的神话叙事在今天看来很难被称之为真实，而希罗多德基于集体记忆与口头转述的“调查研究”与现代历史学家“客观真实”的历史写作恐怕也相去甚远，至于修昔底德，柯林武德曾指责他根本不能称之为“历史学家”，但是，他们却都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表现出对“真实”更深入的探究。这种差异刚好说明了古今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这种理解相悖的情况下，将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学说用以分析古典作品势必造成理解上的偏颇。首先，古典叙事作品纵然体现出成熟多样的叙事技巧，但现代叙事理论未必毫无隔阂地适用于它，因为现代叙事理论无法涵盖一切叙事技巧；其次，古典叙事作家们在文本中表达的“真实”观是否与现代叙事理论中“非虚构叙事”的“真实”完全一致，这一点值得商榷；最后，无条件地以现代
文学理论运用于古典作品，将会遮蔽古典作家们的原初意图，将其强行置入现代理论体系之中，也不利于发现其独特的思想价值。本文所要讨论的“真实”采用一种还原的方法，消除关于“真实”的经验判断，从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文本叙述中发现他们关于“真实”的原初表达，进而探究其独特的思想特征。
一、荷马和希罗多德的“真实”探析
“今天的天方夜谭，是曾经的事实。”②英雄时代或者之前，神并非抽离于人的生活的形而上存在，而是充分参与到人的世界的角色，他/她恩助或惩罚于人。人们通常将好的事物视为神的恩赐，遭遇的不顺当作神的惩罚，他们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可‘感知’的真实性”③。在这一点上，“神赋论”最能体现荷马“真实”观的神话思想内涵。诗歌是神的赐予，赫西俄德认为诗人和竖琴演奏者是缪斯和阿波罗的后代，诵诗者是为缪斯工作的人。在《伊利亚特》的开始，荷马吁请缪斯歌唱“阿基琉斯的忿怒”：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忿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④故事只有在神的歌唱中才得以展开，尽管荷马并未明说诗人与神的关系。在陈中梅看来，吁请缪斯不仅仅是一种程式，而且也说明了古代诗人对神力支持的一种潜在性依赖，它不仅表现在歌唱灵感，还包括歌唱内容。
荷马的神赋论涉及诗歌内容的神性来源，肯定诗人讲述的故事同样紧贴神赐的背景，以及来自神的赐予或教诲。在荷马那里，人并不具备讲述故事所需要的记忆，人也没有涌动诗情的灵感，神的赐予给诗人故事的真
实以合理性。荷马的神话诗人的身份被许多研究者那里似乎已成为定论，但“神赋论”蕴含的丰富而广阔的叙事视角却很少被关注。陈中梅就认为，荷马虽然是一位虔诚和坚定的神赋论者，但荷马并没有把自己无条件地囿限于神赋论的狭隘天地；当“条件”成熟时，他会勇敢地迈出诗歌神赋的虚渺，另辟蹊径，走向目击者(或亲历者、当事人)讲述的真实。⑤这样，无所不能的神与事件的目击者便成为故事可信的讲述者。实际上，在荷马那里，神赋予的不仅仅是诗人歌唱的灵感，故事内容的真实来源也由神掌握：
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而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谁是那达那奥斯人的将领，谁是主上，/至于普通兵士，我说不清楚，叫不出名字，/即使我有十根舌头，十张嘴巴，/一个不倦的声音，一颗铜心也不行，/除非奥林波斯的文艺女神、提大盾的宙斯的/女儿们提醒我有多少战士来到伊利昂。/现在我叙述他们的舰队司令和船只。(2.484-493)
可见，没有万能的神，诗人既无法诵吟诗歌，也不能获取有关诗歌故事的“真实信息”。荷马作品中神的地位并不是一种先天赋予性，而是基于经验，即神有随时随地“在场”的能力，自然可以“看见”真实，因此，在荷马那里，除了神赋予诗人歌唱灵感的前提外，目击者掌握真实故事也是荷马保证故事“真实”的原则之一。另外，目击者还指涉任何经历事情的在场者，当海伦回答普里阿摩斯询问奥德修斯是谁时，她回答此人足智多谋，并懂得各种巧妙的伎俩和精明的策略，海伦的女仆安特诺尔接
着海伦的话说：“夫人，您说的这些都很真实，没有错误/神样的奥德修斯和英武的墨涅拉奥斯/曾到过这里，作为设计你的事的信使/是我在大厅里设宴欢迎，款待他们/因此知道他们俩的身材和精明的策略。”(2.204-208)除了神明话语的真实，荷马还将强者话语表述为值得信任的。在今天看来，逻各斯和秘索斯是一对涵义相反的词汇，前者指向“真实”、“理性”，后者指向“虚构”、“非理性”，但在荷马文本中，两者的涵义却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秘索斯表达真实话语或可信言辞的对话多发生在公共和庄严的场合，发话者也多场景中的强者，其中既有神明，也有希腊军队的掌权者，或是地位显赫且身份高贵者，像阿伽门农、阿基琉斯、涅斯托尔等人，有论者将荷马关于“真实”的这一特点列表说明。⑥比如，当奥德修斯转达阿伽门农为了请求阿基琉斯出战列出的礼物时，阿基琉斯这样回答：“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我不得不把我所想的、会成为事实的话讲出来，免得你坐在那里那样喋喋不休。”(9.309-311)阿基琉斯接下来的话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其一，阿伽门农长久以来都以统治者自居，而自己的勇敢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其二，没有自己的帮助，纵使阿伽门农再努力也无法抵挡赫克托耳的力量；其三，阿基琉斯本人将会返航归乡。事实上，前两点已证明是真实的，而最后一点如果不是帕特洛克罗斯的意外阵亡，也将会被证实，由此可见，荷马史诗中表述为可信话语的人是地位显赫和身份高贵的人。
大约三个世纪之后，希腊人获得真实信息的内在依据从荷马的神赋话语演变为了人的“调查探究”，这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这一转变常被视为史诗与历史的分水岭，而希罗多德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的“史学之父”。对希罗多德的“真实”的理解可以从“historia”一词分析入手。
希罗多德将自己的书名命为“historia”，意为“探究获得的知识、信息”(Htd，I.1)和“对某人探究的书面说明、叙事和故事”(Htd，VII.96)，其词根为“histor”，“打听询问和检查、观察”之意⑦，该词源自于“idein”(看见)和“oida”(知道)，古希腊语中的“看见”即“知道”，也即是说，historia 和 hiator 均涉及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通过亲自观察获得对事物的知识。运用到具体事件中，对于“真实”的判定便依靠在场者的见证，例如，《伊利亚特》中女仆证实海伦对奥德修斯的评价。随着人们认知方式的增多，historia 的语义由原本单纯强调实地观察扩展为对间接知情者的询问，到了公元前 6 世纪初，该词的涵义逐步演变为，依赖人的理性批评对所收集的信息予以甄别，因此，在希罗多德的文本中可以看到，他选择材料的依据既有自己的观察，也有根据自然知识的判断，同时，在希氏看来，散文的简洁朴素更适合记载事情的本来样貌。
依赖于“看”的实地考察是希罗多德获取可信的准则之一，从希氏对于埃及起源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他们(埃及人)所说到的关于他们的国家的事情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人只要亲自来埃及看看，即使他从来未曾听人说起过埃及，只要具有一般的观察力，就必定会察觉到，希腊人乘船前来的埃及是埃及人经过努力获得的国度，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2.5)接下来，希氏以观察者的视角描述了埃及的
地理特点后说道：“在我看来，以上所描述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埃及的居民自己所获得的，祭司们也正是这样告诉我的。”在希罗多德看来，信息必须经过自己“所见”才能证实，因此，他接着说，“我的这些关于埃及的记载是来自于我信任的那些人的报道；而且，我本人也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我观察到，尼罗河入海的地方距离临近地区很远，我还看到……我还注意到……我们知道……”(2.12.1-2)经过眼睛证实的信息才能是可信，但希罗多德的甄别标准并不限于此，在 2.99 处，他总结了自己给出判断的标准：“以上所谈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来自我个人的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此外，希氏关于埃及第一位国王米恩的说法很久以来都被看作虚构，曾经被引作希氏不可信的例子，直到被 1897 年在那嘎达发现的国王坟墓所证实，并在 1904 年获得更为完整的挖掘。⑧说法尽管收集了伊奥尼亚人关于埃及起源的说法，但希罗多德认为那是不可信的，他以假设的叙述说：“如果他们的说法时正确的，那么我就得说明，无论是伊奥尼亚人还是其他任何的希腊人，都是不识数的了。”(2.15)因为希腊人将全世界分为三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在希氏看来，他们对埃及三角洲的忽略是不能原谅的错误，基于此，伊奥尼亚人关于埃及起源的说法必然是不可信的。
自然知识(或物理知识)是希罗多德判定材料的又一标准。谈及尼罗河为何在夏至起就开始涨水，且持续上涨 100 天，而 100 天过后就回落，且水流变得和缓，整个冬季都是低水位，直到翌年夏至再涨，希罗多德
说，“我曾向当地居民打听，进行仔细的考察，希望能得到公认的解释……但没有哪一点能够告诉我”(2.19.3-4)但在收集到的三种解释中，希氏认为其中一种比较值得叙述，即季风在尼罗河水入海和不起波浪的事情上起了作用，而另外两种则不可思议。希罗多德提出自己的更为可信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太阳受风暴的影响偏离轨道所致，河面微风不起的原因是微风总是从某些寒冷的地方吹出来而不是相反。可见，对事件真假的判断，希氏采取的方法既有经验式的实地观察，也有依据自然知识的理性判断，但是，他对荷马的批判表明，希罗多德对真实的理解已摆脱了神话思维与诗人的史诗风格，而是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审判眼光对待材料，表达“真实”。
综上所论可知，荷马史诗中，神提供了叙述故事的可信性前提与真实故事的来源，总的来讲，神的歌唱使得被讲述的故事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因为记忆归于神，具体来说，神具有无所不在的能力，“看见”即为“知道”，因而才具有讲述的真实。另外，人的“在场”也为所言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尽管这一点在荷马那里所见不多。到了希罗多德，主要话语权已转交给人，它需要依赖出众的辨别能力才能对材料予以甄别，探究者即历史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的所见或者自然知识能够辨别真假并给予说明。从荷马到希罗多德，真实叙事与真实观的转变意味着人类理解世界方式大体由宗教式转向了自然科学式，它体现为公元前 6 世纪，希腊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
二、修昔底德的“真实”及其“真实叙事”
修昔底德的真实观在序言部分有直接的呈现。通过对诗人与历史编纂学家的批判，修昔底德论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见于“人性”论的思考基点，提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实”。修昔底德热衷于探究人类的政治行动，并对事情发生的原因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将人放置在具体情境之中，从而展现全面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希罗多德的“真实”是自然科学层面的涵义的话，那么修昔底德的“真实”则是哲学式的真实。
首先来看修昔底德对诗人与散文编纂学家的批判。在 1.21，修昔底德这样说道：
我相信，我从上面援引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为可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可信，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的真相；他们的主题往往缺少证据，岁月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
在后世研究者们看来，这段批判是修昔底德比其先辈更具历史科学精神的典型证据，但是，通过对序言部分的整体分析发现，荷马与散文编纂学家之所以被修氏认为是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