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7篇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国际经济学引力模型总结 简要总结:前些年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中国东盟贸易、服务贸易、双边贸易、进出口贸易中等方面的贸易引力模型，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国际经济学引力模型总结简要总结:前些年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中国东盟贸易、服务贸易、双边贸易、进出口贸易中等方面的贸易引力模型，大多数采取增加新变量，或者结合其他概念拓展引力模型，如旅游引力模型，时空引力模型等，较新的研究集中于引力模型在城市地理方面的应用。一．有关引力模型的理论和文献综述1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
谷克鉴（2001）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构造、验证、拓展与运用技术路径的全面描述，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根据研究的需要曾经多次拓展贸易引力模型,主要方法是适当增设外生变量。外生变量的增设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逻辑型,即在同一个经济体内根据研究的推进将经济活动中更多要素逐步纳入计量模型;另一种则为外延型,即根据不同经济体的特性,增设外生变量。最后提出中国贸易引力模型构造的初步方案--应当增设一个外向型贸易转移推动的变量。2.史朝兴：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巾应用的理论基础研究综述南开经济研究
史朝兴(2005)对前人有关引力模型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分类，将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和推导分为两类：第一，不基于任何贸易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包括支出系统法，一般均衡法，多边阻力法，第二，基于贸易理论的引力模型，包括H-0模型，基于H-0、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的引力模型。3.经济研究中引力模型的应用综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朱道才（2008）从市场分析、投资贸易和区域经济三个角度出发,阐述了引力模型的运用，作者认为关于引力模型的未来研究上,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对理论基础的加强和补充,二是应用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二．引力模型在中国东盟贸易中的应用4.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特区经济
吴思敏等（2006）研究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何影响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通过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引入了新变量即区内每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均GDP的差异，从而证明了由于需求相似而引发的贸易对该区的贸易流有重大影响[1]。5.引力模型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的实证分析亚太纵横
单文婷等（2006）将引力模型运用到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定量分析中，利用2000-2004年
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包括GDP、人均GDP和距离等基本变量的基本引力模型，增加了华人人口、通用华语等变量，得到了扩展的引力模型。最后运用该模型来预测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率[2]。
6.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国的静态贸易效应
国际贸易问题
陈汉林等（2007）分别基于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建立了两种相应的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且两种效应之间的差额逐年增长。
三．引力模型在服务贸易中的应用7.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周念利（2010）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与出口潜力进行识别和测算,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主要服务贸易伙伴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价进行估算。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物理距离和是否使用共同语言均会对中国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影响。8,基于引力模型的服务贸易决定因素分析企业经济
肖文（2012）研究发现，引力模型适用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决定因素的解释，双边服务贸易额与两国的GDP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而且，两国的经济规模差异越小，双边贸易量就越大。但是中国服务业产值占比的增加，并未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能力，最后给出建议。四.引力模型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应用9.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世界经济
程惠芳（2004）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32个国家(地区)为样本,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10.国际直接投资与引力模型世界经济研究
高国伟（2009）构建了包含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作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中也存在一个引力模型,即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量与两国之间的距离负
相关,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11.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世界经济
蒋殿春（2011）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经营规模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对地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成本等因素之后,美国对华投资仍显著低于模型的预测水平,但在制造业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却高于正常水平。12.要素禀赋、制度特征与FDI流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刘海平（2014）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特征等因素引入投资引力模型，就二者与FDI流动的关系，诸因素交叉项与FDI流动的关系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距离对FDI流动具有普遍性影响。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五．引力模型在双边和进出口贸易中的应用13.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钱学锋（2008）基于一个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的多边一般均衡贸易模型,采用了改进引力模型，考虑到了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运用该模型我们综合测度了1980~2006年中国与G-7各国关税等价的双边贸易成本。结果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税等价的贸易成本都已经低于50%,14.中国进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经济问题
吕玉花（2009）基于1998~2007年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关于中国出口和进口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与26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中国人均GDP、伙伴国GDP、伙伴国人均GDP、距离和APEC组织等因素对出口贸易额存在影响,而进口贸易额仍受经济规模等传统因素的影响。15.基于引力模型重新推导的双边国际贸易检验世界经济
罗来军（2014）一是对引力模型的重新推导,二是运用理论模型对双边国际贸易进行经验检验,引入了方向性,设计了无方向性的总量贸易模型(贸易总额)和有方向性的流量贸易模型(出口丨进口)。经验检验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在交通技术相当发达和运输成本下降较多的今天,地理距离仍是国际贸易的显著影响因素;总体来看,文化因素的趋同促进了双边国际贸易;技术差距妨碍了双边国际贸易.
六．引力模型在城市、城乡发展中的应用16.引力模型重构在城区与郊区相互作用中的应用世界地理研究
李江苏（2009）考虑了多项指标对引力模型中区域质量评价的重要性，并对引力模型中距离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将其重构为一个货币和时间的组合概念，以昆明市城区和郊区作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新模型。SPSS分析17.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及其应用地理学报
李山（2012）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计算出了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km。18.中国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中国农村经济
刘红梅(2012)基于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引力模型，构建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的时空引力模型，以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城乡一体化有正向影响的因素包括农村人均家庭经营耕地规模、农业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有负向影响的因素包括城市偏向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体制、城市偏向的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体制和城乡之间的距离；城乡一体化的时间效应和时空滞后效应显著；
部分文献细节篇名作者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及其应用地理学报李山王铮钟章奇2012研究对象及方法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基于威尔逊型的指数函数衰减模式，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并重点在参数估计和模型应用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中国=东盟经济发展不平衡如研究结论研究表明，就全国平均而言，在21世纪初收入弹性系数可取0.64，而空间阻尼系数可取0.00322，且在空间阻尼影响下，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km。计算了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km创新点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一般有牛顿型(幂函数)和威尔逊型(指数函数)等两种基本形式，作者先批判了牛顿型的弊端，然后在威尔逊模型形式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
Tjk=KAkPjCjexp(-βrjk)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提高四个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加快基
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引入了新变量pcGDPdifij,表
研究特区经济吴思敏詹正华2006
何影响区内贸易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引入新变量，结合旧概念林德定理，利用SPSS进行了线性回归。
础交通设施建设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关键。
示自由贸易区内每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均GDP的差异，这个变量的引入目的是为了检测“林德定理”,即当它为负且显著，证明了由于需求相似而引发的贸易对该区的贸易流有重大影响。提出中国贸易引力模型构造的初步方案--应当增设一个外向型贸易转移推动的变量。
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谷克鉴2001
1.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构造、验证、拓展与运用技术路径的全面描述,2.对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方法加以经济学解析和运用主流国际贸易模型实施理论验证,
1960s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根据研究的需要曾经多次拓展贸易引力模型,主要方法是适当增设外生变量。外生变量的增设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逻辑型,即在同一个经济体内根据研究的推进将经济活动中更多要素逐步纳入计量模型;另一种则为外延型,即根据不同经济体的特性,增设外生变量。
篇二：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民以食为天苹三实证检验果作为主要的水果产品在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消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国既包括印尼泰国等西费中都占有很强的主导地位所以人口增长亚发展中国家也有美国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果进口量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从样本数据看可以说主要集中在西亚北美两地基于引力模型的我国苹果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自进入WTO以来，我国苹果对外出口量逐年增加。文章首先对影响苹果对外贸易的国内因素进行分析；其次根据我国苹果产业实际对传统的TGM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修正，使用接受我国苹果出口的30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到影响苹果出口贸易的关键因素，并对潜在贸易率进行测算；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关键词]引力模型；苹果；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作者简介]熊芙蓉，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讲师，经济管理硕士；廖良美，湖北工业大学经政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湖北武汉430068[中图分类号]F75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2)10-0138-04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些大宗农产品如苹果、柑橘因其具备的低价优势迅速突人国际市场。具体就苹果而言，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这与我国北方有利的自然土壤条件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有三大苹果主产区：渤海湾主产区、豫鲁苏皖结合带和黄土高原区。加之近几年将发展地区优势产业纳入整体规划布局，通过各项财税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极大的刺激了苹果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且通过产业集聚和物流链效应，带动了加工、包装、运输、建筑等各相关行业的发展。这里意图通过构建一个有关我国苹果出口的双边贸易引力模型，提炼出影响我国苹果出口贸易的显著因素，并对潜在贸易量进行测算。一、苹果对外贸易的国内因素（一）国内消费比例仍然过高从2001年以来，苹果产量从2000万吨增长到2011年的3200万吨，同比增长了60%，而国内消费量在同一时间段表现为从完全自产自销到2500万吨，整体上波动趋势与产量保持一致，在2002到2008年年间，我国鲜果出口量从0增加到了900万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10年平均值看国内消费比例仍然在8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总产量巨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高水平栽培技术及在物流运输环节的处理手段落后，导致了优质果率低，并在短期内很难流入国际销售市场以至被普遍压价。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010年鲜果出口量占本国产量比例我国仅为3.80%，而新西兰和智利达到了61.1%和57.7%．说明我国国内消费比例仍然过大。（二）国家对苹果产业的科技与政策支持我国农产品向来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低成本优势，再加之近年来国际市场上苹果需求量减小，市场萎缩预期和价格下降使得南北欧和拉丁美洲的苹果生产商大幅减少产量，从而为我国苹果在国际市场上让出了大量的空间。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家积极进行现代苹果产业体系创新，2008年由农业部主导建立的苹果产业体系包括技术研发和综合试验两个部分，试验站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云南等24个中西部省份，这种技术普及直接导致了苹果产地面积及效益“双增长”，国家苹果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发布的《2011苹果产业总结及建议》指出2011年苹果产地面积为221.62万公顷，较2010年上涨4%，而产量为3610万吨，环比上年增加8.93%。
（三）苹果出口价格大幅上涨极大的激发了国内生产积极性图1显示从苹果出口价从2003年的600美元／吨上涨到了2008年的1720美元／吨，价格上涨了3倍，在2007-2008年期间苹果出口价上浮最快，虽然这与当时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美元大幅贬值引发的实际出口价的降低有关，但如果进行汇率换算后发现出口价格还是与前几年等幅度上涨的。2008年我国苹果价格为1.5元／斤，经过换算才仅为476美元／吨，所以出口价格上涨极大的促进了苹果生产的积极性，这在客观上对苹果出口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苹果出口影响因素分析（一）引力模型基础引力模型(gravitymodel)是空间地理学与经济学的完美结合，针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产生的很多经济现象，运用以往的理论并不能给出一个系统合理的解释。Carey(1858)首次采用万有引力定律进行经济学研究，成型的理论框架则由丁伯根形成的贸易引力模型。
a，b——为参数。模型意义：两国直接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距离越短，则i国与i国之间的贸易额越大。并且随着空间地理经济学的发展，被纳入的因素数量逐渐增多，如linnemann(1966)认为人口在对外贸易往来中的作用十分巨大，即使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如果人口数量过少，则贸易合作水平也不会太高。在实践中，为了便于计算，人们通常将这种指数形式的模型转化为弹性形式，如将(1)式转化为：
一般而言，(2)式参数求解是属于三维数据集，即主体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在时间维度上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可以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求解。高颖(2008)对(2)式进行了理论说明：引力模型反映的是不同因素通过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影响改变贸易状况，首先是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规模越大代表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能力越大，但两者之间距离越远，耗费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即运输成本与贸易距离正相关，同时作者认为在引力模型扩展过程中，因素有：关税配额、SPS措施等。（二）我国苹果出口引力模型建立除了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距离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我国苹果出口贸易，所有必要对模型进行修正。具体如下：1．人口因素(D)：一国人口数越多，则对于某种国内产品的消费数量就越多，留给出口的名额就越少，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生产能力的低下和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采用的是人均GDP指标，也有学者如张昱(2006)直接使用人口指标进行分析发现：结论几乎与人均GDP情况相同，只是符号相反。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较高，消费具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而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相比而言对苹果消费更具有弹性，所以变量分离后的结果应有一定的差异性。
2．基尼系数(GINI)：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社会消费曲线由个人消费曲线加总而成，但并非简单的加总。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富人变得越富有，他们会用于储蓄的财富将会大大增加，最终全社会消费水平下降。出口国贫富差距大，意味着对苹果这种商品的消费减少，从而增加出口量。3．双边贸易国的性质(E)。相对而言，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商品进口依赖性更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且在居民消费水平和进口倾向上也比较高。E=1时属于发达国家，反之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上述论述，建立了新的指标对TGM模型进行扩充得到：式(3)中的每个变量含义均在以上有所论述，强调的是这里同(2)比较发现本国的GDP指标、人口、基尼系数和国家性质没有纳入模型．这主要是因为本文假设中国为出口国，重点考察的是其他国家与我国之间关于苹果贸易的需求量，所以可以采取横截面数据进行直接简单最小二乘法回归。（三）实证检验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国既包括印尼、泰国等西亚发展中国家，也有美国、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主要集中在西亚、北美两地。从数据看这些主要苹果对华进口国的苹果贸易占我国苹果贸易的绝大部分。数据来源各国对华苹果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苹果网(http://www.pinggu07.com/)2011年1-12月数据加总，其他数据通过网络资料整理而成。
1．我国苹果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将上述各变量数据输入EVIEWS5.0后，使用015方法进行回归处理，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从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参数指标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方向都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并且从统计学角度也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水平，拟合系数R2=79.2%，方程稳定性值为48.82，所以通过在显著性为1%条件下的参数检验。对于拟合所得参数，有以下解释：(1)国外国民生产总值拟合参数为0.42．T检验值为2.48，通过检验，表明苹果进口国经济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会带来从中国苹果进口的0.42个百分点的增长，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单个国家实力中的重要性，只有每个国家的购买能力和国民收入增长了，其整体支付能力才能更强，这不仅体现在苹果贸易上，也体现在几乎所有贸易种类上。(2)距离系数-0.28，且T值为—1.92，在50/0的水平上未通过检验。说明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物流业的规范发展，距离已经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原始数据也可以看出，对华苹果进口最少的是日本，美国和荷兰却分别为737793和107162公斤，排名18和24。实际上，本文所分析的数据样本绝大多数属于类似距离长度上，主要集中在西亚和中亚等地，样本国之间的距离差异并不大，所以对距离的研究意义不高。(3)人口对苹果进口量的系数为0.14，并且系数非常显著为4.22，说明外国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对华苹果进口量0.14%的增加。民以食为天，苹果作为主要的水果产品，在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消费中都占有很强的主导地位，所以，人口增长对苹果进口量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从样本数据看，印尼、菲律宾、
新加坡等人口比较密集且人口增速较快的国家是我国苹果的主要进口国。(4)贫富差距系数为-0.86，这进一步验证了凯恩斯绝对收入消费假说，但显著性系数并不高，仅为-1.67，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业的膨胀，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异性现在已经大到贫富差距对贸易影响的作用逐渐降低的地步。(5)是否发达国家对苹果出口有显著影响，表明在同等条件下，发达国家进口增长率比发展中国家要多0.26%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人均居民收入高，愿意为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出口的动力，形成互加强效应。2．基于beta系数的因素重要性评判通过上文已经得知各因素与因变量之间的系数关系，但到底孰重孰轻，并不能通过简单的系数比较得以确定。通过将偏相关系数转化为beta系数，可以进行比较，具体公式是：
可以发现距离因素在苹果贸易中的影响力最差，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很高，为距离因素的5倍，国民收入系数为0.13，和国家性质因素重要性基本齐平，为距离因素的3倍，而贫富差距因素系数为0.09，是距离因素的2倍。3．贸易潜力及贸易缺口的衡量张海伟(2010)将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应用进行综述，认为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区域贸易协议制度安排影n向的衡量：二是制度质量因素影响的衡量：三是预测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针对于贸易潜力估算，可以将各国的自变量数据代入方程(3)得到预测值即为贸易潜力值Vi，如果^Vi>Vi，说明贸易不足，存在出口抑制现象。如果^Vi<Vi，表明贸易过剩，存在超额需求。经过数据分析，得到40个双边贸易国中，苹果出口存在贸易不足现象的共有15个，主要是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而剩余25个国家，均不同层叠上存在着过度对华苹果进口，总预测量与实际总量相比较大，这种存在苹果对外贸易超额、但由存在结构性失衡的情况。该结论与林玲(2004)对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整体贸易研究得出的结论类似。这进一步暴露出长期以来我国苹果对外出口一直以低成本为优势，产品质量方面的工作措施落后，而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发达国家均设置了一定的贸易壁垒以阻碍中国低价商品的流入，从而缓解贸易赤字的不利局面，非发达国家在前期持有的美元大幅贬值使得他们预期贬值加剧，从而更乐于用美元来换取中国低价商品，造成苹果贸易对外国结构性失衡。所以应当提高出口苹果的质量，减少贸易摩擦，改变这种结构性失衡的局面。三、全文总结本文针对我国苹果对外出口贸易进行了现状分析，并构建具有新指标的TGM引力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定量测度，主要结论及建议如下：1．我国苹果对外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排序为：人口>国民收入>是否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程度>距离这表明双边贸易国的人口越多、经济水平越发达，对我国苹果进口的需要量越大，这是因为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与该国土地紧缺性一般而言呈严格正向关系。而贫富差距与距离因素对苹果出口贸易的作用正在弱化，这一点是否发达国家系数也从另一方面进行证实。所以，
我国应努力扩大对世界发达国家苹果市场的进入力度，积极提高检验标准以减少贸易摩擦和纠纷的可能，这不仅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的发展路径，对提升我国苹果业的科技、管理软实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都有很大的帮助。2．贸易缺口测量显示当前我国苹果对外贸易对不同国家而言既存在出口不足也有出口过剩。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苹果主要出口国为美国、西欧等世界发达国家和以韩国、东盟等新型工业化国家，这些地方在近10年的时间里对华苹果进口占我国苹果总出口的80%，其大多数均为聊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通常采用动用非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来抑制对华进口，我国自2003年以来大约每年有60%的企业面临这种壁垒限制。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苹果成本较世界水平偏低，但由于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绿色环保标准，为了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要经过大量的检验、测试过程，造成了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的巨幅增加，使得原本具有的低成本优势被大幅削弱。3．我国实现苹果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扩大出口的有效途径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及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彭国华(2007)为了解决引力模型内生性问题，构建了地理因素引进的省域开放变量，发现国际贸易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起到显著作用的。那么具体到苹果业，当前提高劳动生产率及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中提高种植人员的职业水平，尤其是在采摘后的储藏、保管与运输专业水平，以减少在物流过程中的质量损失，造成在对外贸易市场上的话语权降低。4．引力模型的再思考。通过全文论述和相关文献总结发现，贸易引力模型中的自变量选择具有很强的变动意义，不会一成不变。在采用该模型分析时，要根据不同的产业、贸易出口与进口国的特征、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等不同的大环境情况加入合适的变量，同时因为一些数据存在突变情况以及研究时间段中因为自然灾害及战争导致的特殊情况，都应进行适当的模型修正，如引入岭回归、门限回归及虚拟变量方式加以测算误差消除。
篇三：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基于新型引力模型的国际贸易量实证研究分析赖雨盟【摘要】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人均GDP等新变量,来构建新型引力模型,同时使用中、美、日、韩、德五国相关数据对新型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分析.通过资料查阅、数据选取、模型构建以及结果分析等相关研究,对引力模型有了比较新颖的认识,探寻出了影响双边贸易量的其他相关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期刊名称】《对外经贸》【年(卷),期】2019(000)001【总页数】4页(P31-34)【关键词】新型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量【作者】赖雨盟【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上海2016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740.2
一、前言Tinbergen和Poyhonen是最早将传统引力模型应用于研究国际贸易量的两位学者。在此之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用引力模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不断丰富了引力模型的理论内涵。
我们已知，传统的引力模型表示为：
相应的回归方程为：ln(Fij)=β0+β1ln(Mi)+β2ln(Mj)-β3ln(Dij)+εij。Fij表示ij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G表示一个常数，Mi表示i国的经济规模，以i国GDP表示，Mj表示j国的经济规模，以j国GDP表示。而Dij表示ij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ηij表示误差项，β0、β1、β2和β3表示相关系数。本文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均GDP等其他变量，构建了新型引力模型，并通过计量分析进行验证，探寻影响国际贸易量的其他关键因素，具体的新型引力模型将在下文讲述。二、相关文献综述引力模型作为国际贸易学中重要的模型，关于它的相关研究众多，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诸艺璇，刘艺璇，秦梦鸽(2019)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利用FAO等数据库的数据，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茶叶出口贸易进行实证研究。[1]钱进(2019)利用扩展引力模型，对中国为“轮轴”的亚太自贸区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其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主导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贸易环境，促进双边贸易增长。[2]刘伟，高志刚(2018)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其认为，中国应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创建规范、高效、公平的贸易体系，促进沿线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现互利共赢。[3]本文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人均GDP等新变量，构建新型引力模型，以研究分析决定国际贸易量的相关因素。三、对新型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数据，将中美、中日、中韩和中德分别作为新型引力模型的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这四个国家的数据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这四个国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此中国和这四个国家的贸易量最具有代表性，非常适合进行研究验证分析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样本容量，笔者选取了以上五个国家1999—2018年的数据。笔者以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名义GDP[4]，两国地理距离，名义人均GDP[注]以名义人均GDP作为人均GDP的选取值。，相对人口和预期寿命作为解释变量，以及将两国是否同为WTO成员国作为虚拟变量。由于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其他四个国家在1995年就已加入，所以1999—2018年这20年能够跨越中国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因此笔者可以用这组数据研究虚拟变量。在具体数据的来源方面，笔者通过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网站搜集到了中美、中日、中韩和中德双方1999—2018年的年商品贸易总额数据(以美元计量)，并在世界银行数据库网站上查询到了五国1999—2018年每年的名义GDP(以美元计量)，名义人均GDP(以美元计量)，人口(以人计量)和预期寿命(以岁计量)。同时笔者在谷歌地球网站上测量出了中国首都北京分别到其他四个国家首都的地理距离(以公里计量)。[6]数据搜集完成后，开始在Stata软件中建立变量，并将数据输入相应的变量中，完成后如图1所示：图1计量变量数据输入(二)新型引力模型构建在上文所示的传统引力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两国之间的贸易量，解释变量仅为两国各自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而在本次计量操作中，笔者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之比、预期寿命和虚拟变量四个
新的解释变量，旨在拓展引力模型的理论范围，探寻影响国际贸易量的其他因素。加入新变量后的新型引力模型方程为：ln(Y)=β0+β1ln(GDP1)+β2ln(GDP2)+β3ln(D)+β4ln(pergdp1)+β5ln(pergdp2)+β6ln(relpopu)+β7ln(lfpr1)+β8ln(lfpr2)+β9WTOs+ε其中Y表示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百亿美元)，βi(i=0-9)为相关系数，ε为误差项。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如表1所示：表1解释要点说明解释变量含义预期符号理论说明GDP1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GDP2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越能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对双方贸易起到积极的作用。D中国首都北京分别到其他四个国家首都的地理距离(公里)地理距离越远,文化、语言和心理等因素差距越大,导致贸易的成本越大,对双方的贸易起很大的阻碍作用。pergdp1中国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美元)+pergdp2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美元)+人均GDP能更好地反应国民的生活水准,人均GDP越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对贸易的需求更大,因此对双方贸易起促进作用。pelpopu中国总人口与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总人口之比-人口之比表示了两国市场大小的差距,人口之比越大,两国市场差距越大,消费层次差别也越大,会对双方贸易起很大的阻碍。1fpr1中国预期寿命(岁)+1fpr2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预期寿命(岁)+人的寿命越长,所需要消耗的商品服务越多,对双方贸易起促进作用。WTOs虚拟变量,表示双方是否同为WTO成员国,是取1,否则取0+当两国同为WTO成员国时,WTO组织规定的一系列贸易优惠政策将对双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三)回归分析数据库以及模型都建立完毕后，开始进行回归分析。先对变量进行对数转换，生成对数形式的变量，如图2所示：
图2数据变换再通过在Stata中输入命令“reglnYlnGDP1lnGDP2lnDlnpergdp1lnpergdp2lnrelpopulnlfpr1lnlfpr2WTOs”即可进行回归操作，回归结果如图3所示：图3回归结果(四)回归分析检验结果由分析结果可知，回归方程为：ln(Y)=-82.4625+(16.717)0.8347ln(0.5143)(GDP1)+0.7591(0,2536)ln(GDP2)0.7501(0.044)ln(D)-0.804(0.5391)ln(pergdp1)+0.2762(0.2613)ln(pergdp2)0.074(0.262)ln(relpopu)+29.6375(4.0295)ln(lfpr1)-9.0769(1.449)ln(lfpr2)++0.0416(0.0851)WTOs由方程可知，当GDP1(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时，Y(两国贸易量)将增加GDP1增量的83.47%。当GDP2(引力模型另一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时，Y将增加GDP2增量的75.91%。当D(两国地理距离)增加时，Y将减少D增量的75.01%。当pergdp1(中国人均GDP)增加时，Y将减少pergdp1增量的80.4%。当pergdp2(引力模型另一国家的人均GDP)增加时，Y将增加pergdp2增量的27.62%。当relpopu(总人口之比)增加时，Y将减少relpopu增量的7.4%。当lfpr1(中国期望寿命)增加时，Y将增加lfpr1增量的2963.75%。当lfpr2(引力模型另一国家的期望寿命)增加时，Y将减少lfpr2增量的907.69%。当WTOs为1(两国同为WTO成员国)时，Y将增加WTOs从0至1增量的4.16%。四、实证结果分析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知，解释变量GDP1、GDP2、D、pergdp2、relpopu、lfpr1和WTOs在动态过程中的符号与预期的符号一致，而解释变量pergdp1和lfpr2在动态过程中的符号与预期的不一致。
GDP1和GDP2的符号为正，说明由国内生产总值所反映的一国经济规模与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成正相关，一国的GDP越大，两国的贸易量将越大。这符合引力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理论解释。D的符号为负，说明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与双方贸易量成负相关，而且P值为0.000，表示负相关性非常显著，这表明地理距离对双方贸易的影响非常大。地理距离越大，文化、语言和心理等差距越大，贸易成本也越高，对双方的贸易具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这也符合引力模型对地理距离的理论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gdp符号一个为正一个为负，且P值都大于0.05，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两国之间贸易量的影响不确定也不显著，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relpopu的符号为负，说明两个国家总人口之比所反映的两国市场大小差异与双方贸易量成负相关，总人口之比越大，表明两国市场大小差距越大，消费层次与结构差距也越大，对双方贸易具有阻碍作用。期望寿命lfpr符号一个为正一个为负，说明期望寿命对两国之间贸易量的影响也不确定，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WTOs的符号为正，说明两个国家如果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两国贸易量将会得到增长，也就是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加入WTO能够增加自己的国际贸易量，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益处。五、结论综上所述，通过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引力模型中，除了传统的GDP增长能够促进贸易量增加以及地理距离对贸易有阻碍作用两个规律外，还存在如果两国市场规模越相似，消费层次与结构越接近，那么双方的贸易量就会越大以及加入类似WTO这样的贸易组织能够促进贸易发展这两个规律。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同与自身市场规模相似、消费层次接近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同时也应
多签署相关贸易互惠合约，促进贸易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引力模型，探究了影响国际贸易量的新因素，并对中国如何进行相关贸易提供了理论建议，希望能够为以后的同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诸艺璇,刘艺璇,秦梦鸽.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一带一路”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19(4):60-63.[2]钱进.中国为“轮轴”的亚太自贸区贸易增长效应研究——基于扩展引力模型[J].国际商务研究,2019,40(1):51-59，68.[3]刘伟,高志刚.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联系、影响因素及效率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6):134-152，155.[4]阮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05.[5]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研究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2):39-44.[6]李亚波.中国与智利双边货物贸易的潜力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7):62-69.
篇四：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中国贸易量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融入全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对外贸易的活力进一步增强。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6.8%。其中，出口总额15778亿美元，年均增长17.2%；进口总额13962亿美元，年均增长16.4%。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由此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非常迅速，并且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中国贸易量变化的研究非常必要。一，建立模型本文选取引力模型的主要基本指标，来验证中国贸易和其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引力模型等式显示了ij两国的GDP总量，和两国之间的距离。其中T代表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Y代表了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D说明了两国之间的距离，在本文中用两国之间的首都距离代表。由于引力模型基本公式是非线性公式，将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变成线性等式：
二，数据来源鉴于中国在2012年的GDP总量是定值，故没有加入计算。本文选取2012年和中国贸易量较大的18个国家作为样本，其中中国和各个国家的贸易额来自中国国家商务部的2012年1-12月进出口数据；各个国家的GDP总量来自于IMF的统计数据；各国到中国的距离以各国首都到北京的距离测算，来自于网站www.jisuan.info。三，引力模型的回归分析本文收集了中国和18个国家在2012年的贸易总量，各个国家的GDP总量，和两个国家的距离。
.
国家香港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印尼泰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南非巴西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
表1
贸易总额（亿美元）
GDP（亿美元）
3414.9
2436.7
664.7
19467.7
3294.5
59844
2563.3
11512.7
1689.6
4740.2
662.2
8948.5
697.4
3769.9
631.1
24337.8
1611.3
33666.5
510.2
25804.2
417.3
19804.4
676.1
7702.2
881.6
19535.6
599.5
3909.1
857.2
24250.5
513.7
17700.8
4846.8
156760
1223
15420.6
.
距离（公里）19733781
2102.4110617005228
3207.98146.7
736482258136782858011297417330846011159.49028
由于GDP和两国的距离对于两国的贸易额会产生影响，属于多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结果，所以选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将以上数据输入SPSS16.0,进行回归分析。
表2ModelSummary
.
.
Model
Std.Error
ofthe
R
RSquareAdjustedRSquareEstimate
1
.810a
.656
.610793.55642
a.Predictors:(Constant),到该国的直线距离（公里）,该国GDP（亿美元）
由表2可知，两国距离和该国GDP与两国贸易额的相关系数是R=0.810，修正后的判决系数R2值为0.610，说明拟合优度尚好。
表3ANOVAb
Model
SumofSquares
dfMeanSquareF
Sig.
1
Regression
1.802E7
29010241.85514.308.000a
Residual
9445976.790
15629731.786
Total
2.747E7
17
a.Predictors:(Constant),到该国的直线距离（公里）,该国GDP（亿美元）
b.DependentVariable:与该国贸易量（亿美元）在表3的显著性检验中，F检验的统计量的值为14.308，显著性概率
p=0.000<a=0.01，说明二元线性回归方程非常显著。
表4Coefficientsa
.
.
Unstandardized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Model
B
Std.ErrorBeta
t
Sig.
1(Constant)
1584.136366.505
4.322.001
该国GDP（亿美元）
.029
.006
.7985.112.000
到该国的直线距离（公里）
-.129
.046
-.434-2.776.014
a.DependentVariable:与该国贸易量（亿美元）表4显示出，各国GDP总量和其到北京的距离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的统计量
值分别为5.112和-2.776，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0.000和0.014，在显著性水平a=0.05下，说明该国GDP和其到北京的距离对两国间的贸易额是很有影响的，其中贸易国的GDP总量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两国之间的距离的影响较GDP影响弱。
所以，运用二元线性回归分析来解释引力模型是合适的，并且验证了引力模型中GDP总量和两国的距离对于两国贸易额是有显著影响的。因此，线性的引力模型为：
lnTij1584.136a1lnYi0.029lnYj0.129Dij
根据表4，在中国GDP总量不变和两国距离不变的情况下，他国的GDP总量每上升1亿美元，则其与中国的贸易额平均增加0.029亿美元；在中国GDP和该国GDP不变的情况下，其与中国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则与中国的贸易额就会平均下降0.129亿美元。
四，结论本文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8个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印证了引力模型对于两国间贸易额的说明，两国的GDP总量与贸易额呈正相关，两国间的距离与贸易额呈负相关，即GDP总量越高，贸易额就越高，两国距离变远，则贸易额随之下降。
篇五：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引力模型的思想和概念源自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两个物体的质量大小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远近成反比。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Isard&Peck(1954)和Beckerman(1956)即凭直觉发现地理位置上越相近的国家之间贸易流动规模越大的规律。人们普遍认为，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6yh6nen(1963)，他们分别独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ljnnemann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与人口有关，人口多少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关系。Berstrand(1989)则更进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由于引力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贸易引力模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为国际贸易流量的主要实证研究工具，有人形象地将引力模型称为“双边贸易流量实证研究的役马(Workhorse)”。在后续的贸易引力模型扩展中，研究者主要是依据研究自己的重点，按照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设置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并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2一、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形式编辑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从理论上为贸易引力模型寻找基础。Anderson(1979)率先在产品差异假设前提下推导出了引力方程，Bergstrand(1985，1989)则在简单的垄断竞争模型框架下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决定双边贸易的因素，Help-man(1987)在具有规模经济的差异产品框架下修正了引力模型。DeardoIR(1998)对这些理论推导进行了综合，认为引力模型体现出了许多模型的特点并能够从标准贸易理论中推导出来。Anderson&Wincoop(2001)在不变替代弹性支出系统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引力模型，这些理论不仅为贸易引力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有助于解释各项实证应用结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差异，使贸易引力模型逐渐脱离了长期以来受到“缺乏理论基础”质疑的窘况。在中国，关于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2005)和谷克鉴(2006)等人都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综述。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Xij=boYiYjb2Nih3NjB4dID-h5，其中，Xij表示两国的贸易流动规模，Yi和Y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经济总量(GDP)，Ni和N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人口，D代表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bo、b1、b2、b3、b4、b5是正的常数。进出口两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分别反映该市场中潜在的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两种能力的大小正面影响着两国潜在贸易的规模，而距离的远近通过影响运输成本成为两国贸易的阻碍因素。
或者：丁伯根和波伊赫能的贸易引力模型基本表达式为:
Xij=aYibYjcDij-d(注意：这里分别表示Yi、Yj、Dij的b、c、-d次方）
其中，i和j分别表示贸易双方，Xij表示两国的双边贸易额;Yi和Yj分别表示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它们代表着i国的出口能力和j国的进口能力;Dij为i国和j国之间的空间距离。a、b、c、d为常数。根据引力模型的含义，上式公式可以理解为:“Yi和Yj对i国和j国的出口规模产生正向作用，而Dij则对其出口规模产生反向作用。”
其中Dij表示贸易双方的“文化距离”,dij表示贸易国双方实际的空间地理距离，dci和
dcj分别代表贸易双方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和为其设定系数，且满足。为便于实证检验，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并添加了随机误差项后得到:lnXij=e+flnYiYj+glnDij+h式中:e为常数项，h为随机误差项，系数f和g的分别表示Xij对YiYj和Dij的弹性。贸易引力模型的形式比较灵活，研究者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可适当调整增减变量。
3二、贸易引力模型的新扩展与实证应用编辑
上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被引入衡量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后得到不断扩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Mdtyds(1997,1998)、Chen&Wall(1999)、Breuss&Egger(1999)、Eg-ger(2000)等人完善了引力模型的经济计量学规范；Berstrand(1985)、Helpman(1987)、Wei(1996)、Soloaga&Win-ters(1999)、Lumao&Venables(1999)、Bougheas等人(1999)对原有解释变量进行了精炼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常常添加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添加虚拟变量。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殖民历史、共同宗教等，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以这一类为主。另一类是添加制度质量指标变量。如是否同属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本世纪近10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制度质量因素开始广泛引入贸易引力模型，这一类扩展成为中外研究者尤其是国外研究者的重点。对于制度因素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是否属于同一优惠贸易安排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种粗糙的模式，开始用具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1，区域贸易协定制度安排影响的衡量。根据Viner(1950)的研究，区域贸易协定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引力模型则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衡量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的影响。Soloaga&Winters(1999)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区域化的影响，Piaru&Kume(2000)研究了参与优惠贸易安排组织（如NAFTA、EU、ASEAN等）的44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Blavy(2001)则考察了马里兰各国间贸易的决定因素和发展潜力。LucianCermal(2001)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之间贸易产生的较大影响。
国内学者对区域贸易协定制度安排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APEC、ASEAN、东亚、东北亚等区域范围。侯明、李淑艳(2005)、黄烨菁(2007)、林玲、王炎(2004)、曹宏成(2007)、张昱、唐志芳(2006)、李欣红(2007)、王可(2008)等人验证了APEC对中国和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流量的影响，认为GDP、人均GDP、距离以及APEC对中国双边贸易影响的作用十分显著。王铠磊(2007)研究了APEC和ASEAN两个优惠贸易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引力模型的简约形式能够比较好地揭示影响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因素；APEC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显著的影响，而东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由于刚刚起步，尚未发挥预期的作用。与之不同，陈汉林、涂艳(2007)、单文婷、杨捷(2006)、侯铁珊、任珊、陈大伟(2006)、姜书竹、张旭昆(2003)、吴丹(2008)等都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结果认为贸易区的建立对双方间的贸易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安烨、李秀敏、张立学(2005)检验了决定东北亚各国2003年双边贸易状
况的主要因素并对东北亚各国之间应有贸易额进行估计，以发掘东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潜力。
还有作者探究了上海合作组织、欧盟、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李钦(2008)探讨了上海合作组织对新疆及中亚各国贸易流量的影响，伍泽君(2008)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虚拟变量EUE来反映欧盟东扩对中欧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论认为，欧盟东扩会对中欧农产品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盛清(2007)在传统贸易引力方程的计量模型中引入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作为虚拟变量，研究CEPA对中国中部六省与香港地区贸易的促进作用，结论发现作用并不明显，继而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挥CEPA机制，促进中部地区与香港地区贸易量的相关建议。
许多学者从行业层面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史朝兴、顾海英(2005)利用1998年至2002年中国对其主要蔬菜出口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量数据，对蔬菜出口的引力模型进行了回归测算，结果表明：蔬菜进口国的经济总量、中国蔬菜行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APEC区域贸易制度安排都对中国蔬菜出口贸易流量和流向有显著正面影响．距离所代表的运输成本则是阻碍蔬菜出口的主要因素。庄丽娟、姜元武、刘娜(2007)对广东省农产品向东盟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并对出口东盟的农产品流量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表明广东省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流量主要受东盟国家GDP、人均GDP、距离及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省与多数东盟国家呈现“贸易不足”。马琳、李文强(2008)建立了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对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的贸易流量和流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中国大陆的渔业生产总值、水产品进口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和APEC区域贸易制度安排都对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距离所代表的运输成本是阻碍水产品出口的最主要因素。赵雨霖、林光华(2008)对中国与东盟10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两经济体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主要受经济规模、国家人口数量、两国首府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各种贸易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优惠贸易安排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制度质量因素影响的衡量。Anderson&Mar-couiller(2002)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以反映制度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成本与阻碍国际贸易的非安全因素显著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透明度和公正指数上升10%，该国的进口需求将上升5%；Groot等人(2004)引入的制度变量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和管制等六个方面。结果表明，两国制度相似可提高两国间贸易流量12%-18%，依进出口不同，管制质量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提高两国间贸易流量20%到24%，腐败程度下降一个标准差可提高贸易量17%-27%。
潘向东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交易国的经济制度因素和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制度都对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贸易的进行有显著影响。潘向东等人(2005)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国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贸易有显著影响。在制定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策略时，就短期而言，应该更注意交易国的合约实施方面的制度安排，就长期而言，应注重制度环境的改善。
吴丹(2008b)选取东亚10个经济体，除了进出口国GDP，两国地理距离外，引入了贸易政策指数、政府财政负担指数、政府干预指数、货币政策指数、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指数、
银行与金融指数、薪酬与价格指数、产权指数、监管指数和黑市活动指数等反映一国制度质量的一系列解释变量，来探讨分析制度因素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对东亚经济体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银行与金融、政府干预、黑市活动、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货币政策。对东亚经济体间进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银行与金融、政府干预、产权、政府负担。政府干预对东亚经济体间进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3．预测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Christie(2002)运用1996-1999年的横截面数据预测了东南欧的贸易潜力、Rahman(2003)利用引力模型通过一些经济因素预测了孟加拉国的贸易潜力、AmitaBatra(2004)利用2000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世界贸易流量，并预测了印度的贸易潜力。Sohn，C-H.(2005)利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韩国双边贸易流动的诸多因素，认为韩国与日本、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开发出来．
4．检验某些国家的贸易格局。Evenett&K.eller(2002)运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58个主要贸易国家在1985年的对外贸易流量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中经济规模大且贸易总量大的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其贸易类型符合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而经济规模小而且贸易总量小的国家（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则明显地符合传统的H-O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Sohn，Chan-Hyun(2005)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韩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特征，认为韩国的贸易流量主要符合H-O模型产业间贸易的特征，韩国与中国、日本的贸易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南北朝鲜贸易正规化以及北朝鲜加入APEC将会大大促进双边贸易。
4三、结论编辑
1．贸易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且在诸多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大部分研究表明，无论是从贸易整体看，还是仅从行业层面上看，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GDP)、空间距离、人口和制度安排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经济总量的作用尤为显著。制度安排的作用存在差异，主要取决与成员国的经济规模总量。
2．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不少研究证实，贸易伙伴国的法律制度、合约实施保障制度、产权安全性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交易者对交易安全性的预期，因此制度的优劣对于双边贸易流量有着突出的影响。此外，制度质量相似的国家家更容易构建起信任基础，从而有利于双边贸易的进行。
篇六：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引力模型区域经济一贸易潜力测度一模型构建引力模型最初是地理学家尧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为了解释与预测人类在地理空间上的经济尧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方式袁基于经典力学中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假说遥基于这一理论袁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该模型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袁而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丁伯根渊1962冤和波诺恩渊1963冤袁其基本模型为院为双边贸易量袁即两个国家或地区间进出口额之和曰郧为两国间距离曰a为比例常数遥贸易引力模型被提出后袁经济学家根据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的新变化袁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不断引入新的解释变量遥新变量主要分为影响贸易额的内生变量和虚拟变量两类袁前者如经济体人口规模等尧后者如经济体间是否签署了区域贸易安排渊rta冤等遥其中比较经典的包括关注产品互补性的赫尔普曼渊1987冤和迪尔多夫渊1995冤模型尧考虑是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chan原hyun渊2001冤模型尧以及考虑贸易国是否有陆地相连的弗兰克尔渊1997冤模型等遥为考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袁本文采用黄卫平等渊2009冤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方法袁在原有的gdp尧空间距离渊d冤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土面积渊a冤尧人口数量渊p冤和区域贸易安排渊rta冤作为解释变量遥引入国土面积是考虑将其作为空间距离在国内的延伸袁以检验贸易伙伴国家空间距离的大小是否会对中国与其贸易额产生显著影引入人口因素是考虑在不产生多重共线性的前提下考察贸易伙伴消费需求规模对中国与其贸易量的影响遥引入区域贸易安排是为了分析中国与上述贸易伙伴已有rta双边贸易量的影响遥理论上讲袁gdp尧人口数量和rta这三个变量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应该为积极的袁故其系数取正值曰而国土面积和空间距离则与其相反袁应取负值遥最终袁经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表达如下院lnycilndcilnaci渊rta冤滋ci其中袁yci代表中国与潜在一体化贸易伙伴i国间的贸易额曰gci为中国国总面积曰rta为虚拟变量袁存在则赋值1袁否则为0曰滋ci为随机差遥二样本与数据基于天然贸易伙伴的假设袁本文认为中国最应该从现有主要贸易伙伴间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伙伴遥由此本文测算了2007要2011年中国与前60位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中国月中中国经贸导刊外资经贸当年总贸易额的比例袁结果分别为922尧919尧914尧916和915袁可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能够代表中国整体的贸易情况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引力模型对区域经济合作伙伴贸易潜力的测度
作者：孙宇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第17期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日益陷入停滞状态，各国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在国际领域对市场、能源、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争夺。本文旨在通过对主要贸易伙伴与中国贸易潜力值大小的测度，具体解决应该和什么样的伙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及面对不同的合作伙伴关注点有何不同等问题。
关键词：引力模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潜力测度一、模型构建引力模型最初是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为了解释与预测人类在地理空间上的经济、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方式，基于经典力学中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假说。基于这一理论，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该模型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丁伯根（1962）和波诺恩（1963），其基本模型为：Yij=A（GiGj）/Dij（1）其中，Yij为双边贸易量，即两个国家或地区间进出口额之和；Gi为i国GDP；Gj为j国GDP；Dij为两国间距离；A为比例常数。贸易引力模型被提出后，经济学家根据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不断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新变量主要分为影响贸易额的内生变量和虚拟变量两类，前者如经济体人口规模等、后者如经济体间是否签署了区域贸易安排（RTA）等。其中比较经典的包括关注产品互补性的赫尔普曼（1987）和迪尔多夫（1995）模型、考虑是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Chan-Hyun（2001）模型、以及考虑贸易国是否有陆地相连的弗兰克尔（1997）模型等。为考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本文采用黄卫平等（2009）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方法，在原有的GDP、空间距离（D）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土面积（A）、人口数量（P）和区域贸易安排（RTA）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国土面积是考虑将其作为空间距离在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国内的延伸，以检验贸易伙伴国家空间距离的大小是否会对中国与其贸易额产生显著影响。引入人口因素是考虑在不产生多重共线性的前提下考察贸易伙伴消费需求规模对中国与其贸易量的影响。引入区域贸易安排是为了分析中国与上述贸易伙伴已有RTA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理论上讲，GDP、人口数量和RTA这三个变量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应该为积极的，故其系数取正值；而国土面积和空间距离则与其相反，应取负值。最终，经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表达如下：
lnYci=β0+β1ln（GcGi）+β2lnDci+β3lnPi+β4lnAci+β5（RTA）+μci（2）
其中，Yci代表中国与潜在一体化贸易伙伴i国间的贸易额；Gc为中国GDP；Gi为i国GDP；Dci为中国与i国间距离；Pi为i国总人口；Ai为i国总面积；RTA为虚拟变量，存在则赋值1，否则为0；μci为随机差。
二、样本与数据
基于天然贸易伙伴的假设，本文认为中国最应该从现有主要贸易伙伴间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伙伴。由此本文测算了2007—2011年中国与前60位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中国当年总贸易额的比例，结果分别为92.2%、91.9%、91.4%、91.6%和91.5%，可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能够代表中国整体的贸易情况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本文综合2007—2011年中国前60名贸易伙伴的情况，以备选国家或地区是否曾至少两次位列中国60大贸易伙伴为条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在不影响整体预测结果的前提下，最终筛选出59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2010年中国与这59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占中国当年总进出口额的85.8%，基本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
数据来源方面，本文拟采用2010年中国与这59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截面数据作为实证检验的样本数据。其中，中国和这59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额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国与上述贸易伙伴2010年的GDP、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与上述贸易国间距离通过地理软件GoogleEarth测量得到。中国对外签署区域贸易安排情况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公布资料。
三、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10年中国与上述59个最重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截面数据作为实证检验的样本数据，通过计量软件Eviews6.0对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式（2）进行回归分析，首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LNAi、LNPi都不显著，即在中国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国家面积和人口这两个变量并不是显著变量，因此在模型中需要剔除Pi为i国总人口、Ai为i国总面积两个自变量，然后再对新的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知，保留的解释变量都较为显著，拟合结果较好。由此，以GDP、空间距离和RTA为解释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的双边贸易情况，从而得出最终的贸易引力方程如下：
lnYci=-3.6201+1.4312ln（GcGi）-
0.5999lnDci+0.6321（RTA）（3）
四、模型预测及含义
依据最终回归模型式（3）预测中国与上述贸易伙伴2011年贸易量，得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回归模型预测贸易量，然后取该预测值与中国和这些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量的比值，从而得出上述经济体对于中国的贸易潜力值，该值越大说明两国间的贸易潜力越大，反之亦然。中国与59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值见表3。
五、结论及建议
第一，与中国贸易潜力巨大的经济伙伴主要为欧洲的挪威、奥地利、爱尔兰等发达经济体，并且其中的多数为欧盟成员，从而说明欧盟及其成员国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步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优先谈判对象。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等已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与中国贸易潜力仍然很大，应该在现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发掘。
第二，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尼日利亚等资源禀赋好、能源储备丰富的国家与中国贸易潜力巨大，双方间的经济合作不仅可以扩大双边贸易量，并且可以成为中国保障战略能源安全和多渠道能源供应网络的最优选择。因此，中国应争取早日将与它们组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设想变为现实。
第三，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偏低，这一方面说明最近几年来双边贸易已取得大幅增长，也印证了中国与上述经济体的合作已遭遇巨大的瓶颈，急切需要制度合作的创新。因此，对于这些国家，一方面双方应保持现有的积极因素，努力培养其他有利的贸易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应致力于通过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来提升双边合作力度与品质。
参考文献：
[1]Pentti，Poynohen.ATentativeModelfortheVolumeofTradebetweenCountries[J].Weltwirtsch-
aflichesArchives，Vol.90，1963：93—100.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2]Helpman，E.Imperfect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EvidencefromfourteenIndustrialCountries[J].Journalof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y，MITPress，Cambridge，MA，1987：62—81.
[3]Deardorff，V.Alan.DeterminantsofBilateralTrade：DoesGravityWorkinaNeoclassicWorld.NationalBureauofEconomicsResearch，WorkingPaper，1995.
[4]Chan-Hyun.GravityModelAnalysisofKorea’sTradePatternsandtheEffectsofaRegional.
〔本文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基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中国RTA路径选择及原产地规则协调与完善”阶段性成果〕
（孙宇，1980年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篇七：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李恒【期刊名称】《《价值工程》》【年(卷),期】2019(038)022【总页数】3页(P102-104)【关键词】制度距离;服务贸易出口;引力模型【作者】李恒【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蚌埠23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7
0引言在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多年位居世界前列的背景下，中国对服务贸易的关注程度愈发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以及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服务贸易额几乎年年上涨。根据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7130亿美元，相比较1993年的226亿美元增长了将近35倍，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为7.71%，其中服务出口额2015年达到了2882亿美元，相比2014年增长了29.7%。伴随着信息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虽然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日益增长，但
是中国服务贸易收支逆差仍然是居高难下，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更是达到1971亿美元，这也与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和整体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反差。不难看出，相对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服务贸易起步比较晚，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业在国家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必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服务出口贸易逐渐成为了研究热点。戴翔（2013）运用增长边际分析法，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份额分解为价格、种类和数量[4]。许和连和成丽红（2015）则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为主[5]。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成为研究双边对外贸易的常用分析工具。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理论基础也越来越完善。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拓展主要体现在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上，近期人们开始通过添加制度质量指标来考察各国国内制度因素以及制度趋同对双边贸易的影响。通过应用引力模型的研究发现，各国制度的优劣对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制度相似的国家间贸易量较大。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扩展标准模型或是对标准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进行修正，如Leamer（1974）引入人均收入变量、Grunfeld和Moxnes（2003）引入贸易限制指数变量、Kimura和Lee（2004）将语言、国家地理距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因素考虑进引力模型中。Francois（2001）则对模型进行修正，选用双边国家人均GDP和绝对距离作为解释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引力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制度距离最早是由Kostova（1996）提出来，她把制度距离定义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1]。西方学者则主要是从制度距离视角研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Gaur，2007；Schwens,2011；Salmon，2012；JongmooJayChoi等，2014)，将制度距离引入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个新领域[2]。潘镇（2006）认为一些难以直观看见的贸易成本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完善的制度和制度
差异导致的[6]。魏浩（2010）在研究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时，也将制度因素加入到引力模型中进行考察[7]。可见，中国对外贸易不仅受传统的经济因素影响，制度因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现有的文献研究还停留在对国际投资和货物出口贸易的研究中，从具体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是少之又少。本文将制度距离引入到研究中国服务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中，采用2009-2016年间中国对34个国家出服务口贸易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衡量制度距离的各指标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1模型设定及变量含义鉴于本文的探究方向，必然会在基本引力模型中加入测度制度距离的各项指标。本文所选取的制度距离指标主要包括BusinessFreedom（BF）、TradeFreedom（TF）、FisicalFreedom（FCF）、FreedomfromGoverment（G）、MonetaryFreedom（MF）、InvestmentFreedom（IF）、FinansialFreedom（FF）、PropertyRights（PR）、FreedomfromCorruption（FC）、LaborFreedom（LF）十个指标。本文制度距离主要通过计算两国在各个指标上得分之差的绝对值，最终设立如下扩展的引力模型，作为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计量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EXPcjt表示在t年中国对j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α1、α2、α3、α4和β均为待估参数，Ucit为随机扰动项，Xit为各制度距离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GDPct（t时期中国的名义GDP总量）、GDPjt（t期贸易国j的名义GDP总量）、DPGDPcjt（t期中国和j国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LnDIScj（中国和j国之间的距离）、DBFcj（中国和j国在企业运营自由度上的制度距离）、DTFcj（中国和j国在贸易自由度上的制度距离）、DFCFcj（中国和j国在财政自由度上的距离）、DGcj（中国和j国在政府自由度上的距离）、
DMFcj（中国和j国在货币政策自由度上的距离）、DIFcj（中国和j国在投资自由度上的距离）、DFFcj（中国和j国在金融自由度上的距离）、DPRcj（中国和j国在产权上的距离）、DFCcj（中国和j国在廉洁自由度上的距离）、DLFcj（中国和j国在劳动自由度上的距离）。2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从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获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从WEO数据库获取各国的GDP和人均GDP。3实证结果分析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表1计量回归结果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LnGDPctLnGDPjtLnDPGDPcjtLnDIScjDBFcjDTFcjDFCFcjDGcjDMFcjDIFcjDFFcjDPRcjDFCcjDLFcj0.4741800.7704881.329706-0.1097000.0081720.048221-0.000777-0.0085250.038717-0.0104380.026840-0.0010640.000114-0.0040170.1313560.0340770.1746980.2059420.0072740.0160530.0067710.0039030.0133230.0055280.0071180.0062460.0067990.0054583.60988022.610387.611465-0.5326741.1233583.003950-0.114812-2.1843072.905885-1.8881953.770465-0.1702970.016701-0.7359090.00040.00000.00000.59490.26270.00300.90870.03020.00410.06050.00020.86500.98670.4627R2和调整的R20.923714和0.918439表2模型检验结果检验方法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统计量相伴概率-20.77260.0000118.5180.0000126.2420.0000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R2和调整后的R2均达到0.9以上，说明模型和数据之间存在较好的拟合关系，并且除LnDIScj和DLFcj外其它解释变量均达
到较高的显著水平，表明扩展的引力模型可以较好地反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决定。利用LLC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对面板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种种检验均显示P值不超过1%，说明没有伪回归现象。综观表2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①从LnGDPct，LnGDPjt，LnDPGDPcjt和LnDIScj四个变量回归系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进口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大小与中国和其他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中国与进口国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呈正向关系，而与进口国之间的距离呈反向关系，距离越远，出口额就越小。这一结果不仅与我们预期一致，而且也符合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或地区主要为中国香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事实。②贸易自由度距离DTFcj、财政自由度DFCFcj和投资自由度距离DIFcj系数符号均为负，表明中国与进口国在这三个自由度方面的差异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着负向影响，距离越大，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额越小，距离越小，出口额则越大，与我们预期一致。我们发现DTFcj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国进口国对外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影响最显著。而货币自由度距离DMFcj和金融自由度距离DFFcj系数均为正，表明中国与服务进口国的货币自由度距离和金融自由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促进作用，这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从2010～2016年7年间货币自由度分值排名总是徘徊在所有进口国的后三位，而金融自由度分值始终保持30，且所有服务贸易进口国的这一得分都比中国要高，因此货币自由度距离DMFcj和金融自由度距离DFFcj系数均为正反映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更偏爱较高的货币政策自由度。③政府的开支距离DGcj符号均为负，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并且DGcj系数0.00852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支出的开支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有抑制作用，及距离越大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将减少，距离越小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将增大；对于企业运营自由度距离DBFcj和劳动自由度距离DLFcj变量，从实证结果来看，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距离样本数值比较小导致的。④政府廉洁度距离DFCcj的符号为正，法律制度距离DPRcj的符号为负并与我们与预期一致，但是这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不显著。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相对于不一样的制度差异都会产生反应，但作用机理却各不相同，在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和政府自由度上制度距离的增大会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量下降，具有负面影响；而在货币政策自由度，财政自由度和企业运营自由度上的制度差异越大则越有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二者差异的扩大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积极作用。各个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总体效应体现了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总效应，与中国制度水平有差异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效应。4结论与启示4.1结论首先，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必然要将制度距离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因为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不仅包括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同样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言之，各国的税收制度、资本管制制度、进出口政策、贸易壁垒以及市场开放程度都不尽相同，而这些制度差异会对服务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其次，由实证分析可清楚看到，不同类型的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产生的影响程度和效应都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所有制度距离变量中，对服务出口贸易影响程度最显著的是贸易自由度。4.2启示服务型国际贸易公司在进行对外出口时，需要了解对方国家的制度环境并与本国的
制度环境进行全方位比较，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程度，尤其是当地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与本国的差距，尽量选取与本国制度环境差异不大的国家进行服务贸易出口。对于中国来讲，为了进一步加深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服务贸易出口，就要继续开放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资本管制政策也应当适当放松。同时，也要健全国内的法制体系，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我国也需要加强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服务贸易额。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KostovaT.SuccessOfTheTransnationalTransferOfOrgnaizationalPracticesWithinMultinationalCompanies[D].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1996:9-21.[2]GaurASandLuJW.OwnershipStrategiesAndSurvivalOfForeignSubsidiaries:ImpactsOfInstitutionalDistanceAndExperience[J].JournalofManagement,2007(4):611-636.[3]Francois,2001,TheNextWTORound:North-SouthStakesinNewMarketAccessNegotiations[M].Adelaide:Center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tudies.[4]戴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数量、价格及种类分解[J].国际贸易问题，2013（9）：101-110.[5]许和连，成丽红.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转型吗——基于要素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01）：25-35.[6]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6（07）：45-52.[7]魏浩，何晓琳，赵春明.制度水平、制度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来自全球31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J].南开经济研究，2010（05）：18-34.[8]陈丽丽，龚静.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制度因素与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基于49国之间双边服务贸易流量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11）：132-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