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17篇

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17篇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不是仅仅这样，他认识到人民力量对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还肯定了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扬革命行动。司马迁所谓的“革命”，也就是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汉代景帝时发生过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进行的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弑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由此可以知道“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而且发扬了汤、武革命的观点，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也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歌颂反暴精神的。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锄强扶弱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马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二、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总观《史记》可以看出，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都是“因循为用”的；所抨击的暴君污吏反都是“多欲滋事”的。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帝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家破亡。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来源于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同老庄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子》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政治内容分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低在世时已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是他顺民之俗，“承蔽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司马迁在《平淮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铢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可见无事、无言就是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平淮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察觉了。所以《平淮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谕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请看司马迁的批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币制搜刮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而言，并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为政治的依恋和向往。在《淮阴侯列传》里，论及韩信的结局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食血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项羽本纪》里，论及项羽曾所向披靡，最后却走向覆败时，则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三、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昕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司马迁在论述国家的兴败存亡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时，认为天下一统是必然的趋势，任何人都难

　　以阻遏。如在《魏世家》里，评及大梁墟中人语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日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易益乎!”这里“天方令秦平海内”，并非借天命来解释秦的统一，而是对秦统一的一种夸奖！这一点，只要再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就清楚了:“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日：‘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天命所归，而且认为秦的统一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陈余、魏豹、天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因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安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高帝大封同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合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治观都是进步的。

　　四、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

　　众所周知，《史记》记载了大量的预言、卜筮、相术与梦异等宣扬天命的事件。如《秦本纪》载帝舜预言秦祖大费“尔后嗣将大出。《封禅书》载秦献公时周太史儋预言：”“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魏世家》载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这些预言和卜筮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又如《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后来果然如此“，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吴’。王刘濞列传》则更是邪乎，刘濞受封拜印后，刘邦观其相貌乃造反之相，很后悔，又不好反悔，于是抚其背而告诫：“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邦似乎成了高超的相术大师。宣扬天命的记载多的数不胜数。当然，也有不少材料似乎说明司马迁是否定天命的。如在《史记》史料处理中，司马迁常常将前代文献所载天命事例删削。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晋伐虢之事。战前晋侯请卜偃卜筮战争前景。问卜偃：“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祕祕，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预测晋国战争必胜，且将于十二月丙子朔灭掉对手。到了这一天，晋国果然灭了虢国。《左传》鲁僖公十五年载秦晋之战，亦相当神奇。战前，秦国徒父卜筮秦国大吉，但秦人刚渡河即陷入困境，秦穆公责备卜筮者，卜筮者对曰：“乃大吉也，曰三败必获晋君。”结果“三败及晋”，果真“获晋侯以归。《左”传》鲁僖公三十二年载“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后来秦师果然出击郑，晋师伏击，大获全胜。’《史记》在记载此事时，将柩有声如牛和卜偃之预言删去。《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史记》中的叙述是：”“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薨。”全部删掉了《左传》中的神话成份。在《史记》中，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记载也不少。从司马迁所记大量天命事例来看，我们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天命论者。既然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那怎样解释《史记》中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言论和事例呢？其实从人事上寻找原因并不等于怀疑甚至否定天命，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天命论者也并非事事皆归于天命，一般来说，在探寻事件的因果关系时，首先还是立足人事，只有在他们看来人事不能给出答案时，才从天命找原因。所以，据此得出司马迁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次，司马迁认为天命并非无处不在，而只是关涉重大事件，因而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著述中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事例。司马迁在论及星占时批评人们将占卜琐碎化，小事也占卜，所谓“家占物怪，以合时应”甚或占验“凌杂米盐”。在他看来只有重大事件，如王朝的兴衰、人的命运这样的情况才需用天命观进行解释。这种认识可能来自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家的主张时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种认’识不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自然对人的影响，而是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缩小天人相涉的范围，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文献所载的一些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这种删削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怀疑天命的表现。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同时他也不否定人的作用。这在司马迁时期，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1】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版.【3】李昌宪.司马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7】刘炳福.司马迁的政治思想[M].学术月刊,1963年第十一期.【8】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J].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9】邓晋东.论司马迁的政治观[J].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10】杨青.《史记》的政治史性质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1月.

　　

　　

篇二：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作为定季节指导农亊他是充分肯定癿但对董仲舒等一些牵强附会癿见解和记述则予否定认为星气乊书多杂j祥丌经3306至汉法则天地怃想演变采取了科学严肃癿态度迚行整理其所坚持癿法则天地怃想传统既肯定了尊重自然癿客观觃律性坚持按客观觃律办亊即道法自然癿原则但又抛弃荒诞丌经乊说

　　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1)

　　关于《论《史记》反映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1)》，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其中包含了许多科学技术内容。该文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探讨评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古代人天关系的创造性理解和运用，以及司马迁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的独到的见解和发挥，并对《史记》中记载的一些科学技术史实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科学思想，人天关系

　　AbstractRecordsoftheHistorianbySimaQianisamonumentalworkonhistorycontainingsubstantialcontentabout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angleof

　　scientificthouhgt,thispaperinquiresintoandcommentsonSima

　　Qian'sunderstandingandapplianceoftherelationsbetween

　　MankindandEnvironmentinancientChina,aswellashis

　　originalviewandelaborationaboutsuchrelationsonthe

　　basisofcriticizingandinheritingthescientificthoughtof

　　hispredecessors.Italsomakesathroughstudyof

　　certainhistoricalfactsaboutscienceandtechnologyput

　　downinRecordsoftheHistorian,pointingoutthatthey

　　provideimportantcluesforconductingresearchonthe

　　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

　　SimaQian,RecordsoftheHistorian,

　　scientificthought,relationsbetweenMankindandEnvironment

　　司马迁的《史记》〔1〕，以52万余言概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科学思想（也广义地包含技术思想）的载述。一类是古代关于人天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基本传统的记载；一类是体现司马迁批判地继承中的创新见解；再一类是史实与人物的主线中，涉及的一些体现中国科学技术独创性发展的重要线索。本文将从科学思想史角度探讨《史记》中这三类具有历史意义以至现实意义的部分载述，并试作分析评价，以期从古代智慧之果中获得新的启迪。

　　1《史记》概括了先秦人天观的基本思想传统与实践

　　1.1“法则天地”的基本观念古代先民在长期从事生产实践中懂得，人的一切活动受制于自然界，因而在安排农事、制定法度时，朴素地、自发地效法天地。《太史公自序》指出：“维昔黄帝，法则天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3301页）。继黄帝之后是帝尧，《五帝本纪》载：帝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16页）“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ｘｕáｎ＠①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24页）“ｘｕáｎ＠①玑玉衡”是舜时观测天象的古老仪器。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已建立了社会法度效法天地的传统。《史记》的记载，也获得考古的佐证。1960年和1973年山东诸地出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尊上就刻有太阳、云气和山岗的符号。古代天官主持祭祀日出，主管天象变化的观察记录，以授民时，指导农耕。天上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地上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则是对应的七政。黄帝之孙高阳因懂得“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ｘｉé＠②诚以祭祀”（11页），而继黄帝之后立为帝颛顼。当时通晓四时五行的运行规律以教化百姓是王者摄天子政的最高责职。“五行”说是中国古老的自然哲学和社会定制的思想基础。轩辕之时“治五气”（3页），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白虎通·五行篇》解释：“言行者，欲言为天之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行尊于天也。”据《吕氏春秋》载，黄帝师“大桡探五行之情”，即探究

　　天地节气的运行规律。《国语·郑语》从物质生成角度去理解，指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宋微子世家》引箕子对五行的解释，阐明物质的形态与性质的关系，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612页）而《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则论述了五行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法则天地，首先是效法五行。正如《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所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故应“以五为制”，“行五行之治。”而《白虎通·五行篇》则称为“法法五行”，即以五行作为一般事物的事理模式。周武王向箕子征求治国方略时，箕子指出的第一件事是五行，依五行相关规律指导农作，依五定制，分五事、五纪、五福。反映在天文历法中，则认为“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1350页）“五纪”则是“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生辰，五曰历数。”（1613页）解放前彝族十月历中，一年被分为土、铜、水、木、火五季，五行作五个节气理解[1]。自然地理上定五岳；农艺上分五谷；生理上分五脏；医学上有五色诊。社会也多以五定制。《历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ｑí＠③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256页）甚至周朝贵族也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人朝执“五瑞”（五种玉石）；民分士农工商贾五民；礼分吉、凶、宾、军、嘉五礼；刑

　　律分墨、劓、ｆèｉ＠④、宫、大辟五刑；乐定宫、商、角、徵、羽五声；歌作五章；舞有五行舞，即五色服装舞蹈。甚至性修貌、言、视、听、思五事，福修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五福，交通栈道也修五尺道等等。封建伦理道德标准也是法则天地。天有天极，人有皇极，星空天道绕北极，百姓人道绕帝王，极为轴心，为最高规范。春秋制礼乐也不例外，《乐书》指出：“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1196页）“乐极和，礼极顺。”（1218页）总之，古代法天之极，比之万事，甚至秦皇陵和西汉一些陵墓中，也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象征人在中间，法自天地。西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王权神授为基础，定三纲五常作为封建伦理准则，也借着法则天地，论证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的大一统关系，借至高无上的天道权威以论证人道王权的等级尊卑，成为历代封建统治思想基础。司马迁对历代五行运行与天地相关的记述既肯定又批判。作为定季节、指导农事，他是充分肯定的，但对董仲舒等一些牵强附会的见解和记述，则予否定，认为“星气之书，多杂ｊī＠⑤祥，不经”（3306页）。他对先秦至汉法则天地思想演变采取了科学严肃的态度进行整理，其所坚持的“法则天地”思想传统，既肯定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道法自然”的原则，但又抛弃荒诞不经之说。

　　1.2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史记》关于古代法则天地、道法自然基本观念的载述，又从另

　　一角度体现为一种天地阴阳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乐书》指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1203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念认为，天地为体，阴阳为气，“乐者天地之和也。”（1195页）天地运行不息而化生万物，天地有动静，乐为动，能明太始，即法天；礼为静，能形于教，即法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188页）故先人作礼乐以应天地的和谐与顺序，其目的是和谐治世。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更突出地体现在古代医道中。扁鹊善于望闻问切，创始了脉诊临床。《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2788页）即是从脉象中分析阴阳是否失调以判断病情。《史记》记载汉代名医太仓公淳于意从公乘阳庆学医，其中就有“揆度阴阳外度”。阴阳交替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是医道的根本规律，是中医判断脏腑属性、生理变化、诊断治疗、药性鉴别的基本思维方式。《黄帝内经》强调人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人体与天地同属和谐相关，调和阴阳也就成为中医思维与治病的要旨。老子的《道德经》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西汉初期主张破除秦代严法，实行无为而治。“斫雕而为朴”，“制治清浊之源”（3131页），其基本前提正是认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以至人体生理，要希望一切事物都象音律那样和谐有序，就需要反朴归真，从根本着眼，至简至朴，才能阴阳调和，无为而治。这正是司马迁所推崇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原则。

　　1.3地质演化的理性思路

　　古代人天相关的观念与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也反映在关于地质变化重大事件的认识方面。司马迁的记载中，已概述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地质演变思想。《周本纪》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145页）这是运用阴阳和谐与制约的思维方式来阐明地震的原因。在这种朴素的解释中，已蕴含地质演化的科学思想。这种思想在其他古文献中也有所载。《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也记载：“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ｍéｎｇ＠⑥ｚú＠⑦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形象地描述了地震引起地壳升降的情境和后果。19世纪英国地质学家赖尔认为地壳变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结果，而是地壳运动导致山川巨变所形成的。恩格斯指出，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2]。而《史记》、《诗经》关于中国古代地质演变的记述与立论，思路和赖尔基本相同，都是坚持从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去说明地质演变，都是用理性把造物主排除在外，就这一点来说，时代却早了两千多年。在先秦的地质演化载述中，既有科学合理的思想内容，又夹杂天人感应的色彩，认为“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145页）但其中也包含合理的方面。《周本纪》指出，“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45页）在历代统治者中，往往由于大兴土木，人为地任意挥霍砍伐，破坏水土保持，又耗尽民力，一旦

　　水土失演，河竭山崩，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受破坏，无以为生，社会也必然失稳。就这一点来说，自然失序确实也有可能导致国运衰亡。其积极意义正在于警告后世君主顺应天时，勤修德政，节省民力，不能只向自然索取，不顾自然法度。而要利用与护养结合，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即使发生天灾，社会也仍保持安定，其寓意是深刻的。这与今天全球21世纪议程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思想的新概念确实所见无异，思路一致。同时也要指出，自然演化与社会发展虽有相关性，但事件之间又决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如果作绝对性理解，则会陷入天人感应论。

　　1.4水利疏导的系统思想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最早载誉史册的，应推夏禹。《史记》中多处记载了夏禹决川疏导、根治水患、兴修水利的辉煌业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夏禹所以成功，正基于他在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形成的关于治水问题应整体协调、整体解决的基本见解。夏禹是中国古代最早运用系统思路解决全国性大型水利系统工程问题的杰出典范。据《五帝纪》所载，夏禹“披九川，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2〕”（43页）所置九州实际是水利工程定界疏ｊùｎ＠⑧的九个自然地理区域。夏禹治水，首先是决川。《夏本纪》载，“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79页）在古代滔天洪水面前，根治的办法就是令河川与大海疏通，令田亩水渠与河川疏通，使全国各个水道水流通畅，不生阻塞。《越王勾践》载，“太史公曰：禹之

　　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1756页）可见大禹治水注重根治，几千年受益于后世。夏禹治水的同时，也令“九山刊旅，九川ｄí＠⑨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75页）即九山削木以示明通道，九江疏通以广泽农田，江岸筑堤以预防冲决，这又是有史记载的最早堤防工程。《河渠书》还指出，大禹之后，全国各地发展了开凿运河的新水利工程事业。“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1405页）“西方（指楚）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山东）之间。”（1407页）鸿沟是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荥阳地区开凿的运河。吴国则在长江、淮河之间修邗沟，是古代我国最早开凿的大运河。另外楚、齐各国也都开凿运河。《史记》概述了先秦各国修建运河的盛况，这是大禹治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运河的开凿，又使区域定界的天然河川贯通起来，加之与堤防工程结合，就把区域水利工程连成整体有机系统。在各流域内，春秋战国时期还修筑了不少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据《史记》所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402页）都江堰包括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有机部分，合理解决分水、导洪、防洪除旱、引水灌溉和排除泥沙一系列相

　　关重大工程问题，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水利工程。由于李冰父子建立了岁修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至今在世界上仍享盛誉。在秦国，修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于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1408页）在魏国邺郡，“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1408页）从《史记》关于大禹治水到春秋战国时期所修的水利工程详细记载中表明，中国古代不仅修筑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可贵的是很早就形成了水利疏导的整体系统思路，并运用于工程实践，创造了许多成功范例，其高度系统性、科学性与持续性构思，至今仍值得效法。中国古代关于法则天地的观念，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不仅限于对自然地质变化的认识，对水利工程实践的运用，且也运用于观察天象变化，指导农耕，以至社会政治、军事诸多方面，可以说，成为指导一切社会实践的思想导向，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而司马迁在整理先秦史事的哲理见解中又阐发了一些深邃的创见，值得我们有重点的予以研究。

　　2司马迁关于无为自化及科学求索论述所闪现的创新见解

　　2.1关于“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的见解《史记》成书虽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然而司马迁仍坚持以道家的“无为自化”为道的根本。他深谙百家，“采儒墨之善，

　　摄名法之要”（3289页），即综百家精华。他又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的见解研究了道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认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于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ｈé＠⑩少恩。皆原于道德之音，而老子深远矣。”（2156页）司马迁将老子的思想概括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认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原则，同时也是司马迁对道家继承的基本点。《太史公自序》指出：“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3313页），这出自《道德经》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顺应自然，不要违背“道”，不要凌驾于“道”、强加于“道”，是“无为”的本意。也即认识事物，按事物规律办事，保持清静无为，社会才能安定，这就是无为而治的道的宗旨。《春申君传》中说：“物至则反，冬夏是也”（2388页）。至即极，极则反，无为自化到一定临界点便出现物极必反，是任何事物演化的趋势。无为自化体现事物发展过程存在一种自发的自适应、自调节、自进化的自组织特征和趋势。现代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所阐述的正是这种思想，而在中国则是以朴素的见解早在古代就提出来了，被老子概括为“道”。司马迁在《范睢传》中指出：“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2422页）司马迁运用无为自化思想深刻剖析事物，并以比较的笔法阐发这一道理的幽微。正象犀象之

　　死，惑于饵食；苏秦之死，惑于贪利；夫差自恃，杀身亡国；扁鹊神医，以伎见殃（2422、2817页）。《范睢传》中说：“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2424页）司马迁多处论证了“物盛而衰”（1420页）是自然之道，即现在我们说的普遍规律。他也运用于分析西汉时代商贸之道，认为经营贸易中，“财币欲其行如流水”（3256页）。《货殖传》中说：“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254页）说明商贸之道与自然之道同理。正如“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3199、3282页）《史记》所举事例所说明的是市场社会、言谈发抒、处事及养生，都无不过犹不及。过，就是主观强加于客观，违背无为自化之道。司马迁不仅看到物极必反，他对无为自化的理解还与发生、进化相联系。《龟策传》中说：“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3227页）事物有阶，即有差别，客观存在的不平衡性是普遍的，不平衡才引起相干作用，引起随机涨落和消长，这是新旧事物交替的动力。在司马迁“不全乃生”的论断中已深寓此意。司马迁还说：“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3237页）更充分说明了不全是绝对的，全是相对的，事无万全，既是应天道，也是生之本。这是司马迁从无为自化中透视的自然创生

　　规律的真谛。司马迁特别运用于认识社会问题。他引老子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3131页）汉初律令从简，简得象能漏掉吞舟大鱼的鱼网一样，结果社会安定，一派新生。可见上德者不自以德全而确有德，下德者自以为德全反而无德。《太史公自序》指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3292页）这是司马迁抒发对道家无为自化思想的深邃理解，其要旨在于奉劝一切人君必须因循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作为治国纲纪。但无为自化不能理解为完全消极地无作为或不作为。人是有自觉能动性的，《史记》中又发展了“庸命”思想，即关于顺天命与重人为相统一思想。这与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是一致的。《五帝本纪》说，谁“能庸命，践朕位？”（21页）《集解》引郑玄注：所说“庸命”，指“能顺事用天命者”，即能洞察天道，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人的能动性。《史记》反对盲目畏天，而强调顺应天道的人为。董仲舒也讲顺天命，但轻人为。他在《贤良策一》中说：“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时，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认为国家兴亡必有灾异先兆。但司马迁推古天变，指

　　出“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藉ｊī＠⑤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1343页）所以《史记》中所述天象怪异，最多只作为事实记载，而不赞成牵强附会，盲目轻信，消极畏天，这一点与董仲舒有根本区别。《齐太公》上记载，齐景公32年，彗星出现，景公和群臣都为上天示警而忧虑，独晏子大笑，指出“彗星何惧乎？”（1504页）认为社会兴衰不维系于彗星的出没，而在于修德政。“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1504页）这显然是司马迁所赞颂的。西汉初宫闱之争激烈，司马迁对诸吕外戚篡权现象是否归于天命甚是怀疑，故托语说：“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1967页）司马迁记述天象变化，也涉及天人感应，但不消极畏天，而重修德政。认为“国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穰，正下无之。”（1351页）这是指有道之君，注重修德爱民，减刑，修好周边关系，而不在于祈求上苍保佑；无道昏君，即使上天真的示警也不起作用。天有天道，人有人道，虽同是遵从无为自化规律之道，有相关性方面，如天灾影响农事等，但又各别。人在天道变化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大禹治水就是历史的明证，天道变化决不代表人道变化。“无为”的深刻含义在于只能遵循而不能主观随意去改变规律，违背规律无不受到惩罚。遵从无为自化规律不是消极的，而是在客观规律容许的可能性范围内因循利导，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可以达到最好结果。

　　有道明君顺应无为自化之道，则在于勤修德政，尊重“无为”便能达到无不为。这样，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传统的庸命思想与无为自化之道相统一，就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富于积极意义，确也能为后代所效法。

　　2.2《史记》创作宗旨体现的信息世界思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创作《史记》所坚持的三个宗旨，为古今学者所肯定。本文则从现代信息世界观念角度来理解这一基本宗旨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关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成果，通过文字、符号把信息保存下来，以相互交流，传之后世。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这类精神世界的产物概括为区别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信息世界（或称知识世界），并称之为“世界3”，以区别于前两者。“世界3”反映人类共同知识的积累，从这一意义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及司马迁的《史记》，也都为信息世界添砖加瓦，无不都是“述往事，思来者”（3300页），以影响后世为目的。尽管任何人都避免不了主体与时代的局限，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信息的客观性。司马迁也不例外，他作《史记》的三宗旨，也体现着他构建信息世界的基本宗旨。“究天下之际”，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穷尽历史上一切自然与社会实际的信息，这是研究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依据。《报任安书》中指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

　　稽其成败兴亡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就是司马迁的求实精神。“通古今之变”，也称“承敝通变”（3319页），则是司马迁从成败兴衰的历史信息中，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发现变中的不变，即发现历史演变的规律性。“成一家之言”，则表明司马迁坚持从自己的研究中去作结论，体现他研究态度的严肃性。《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3300页）历史上任何学派对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的见解，无不反映作者的一定主观立场，其所带的主观性就是“志”，学派立论和见解的展开则是“思”。所以反映学派主体性的立场、意志、见解的能动性思想展开，就是“遂其志之思”。司马迁公然申明这一点，既肯定了人在建构信息世界中的作用，又不标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的绝对真理，而仅是一家之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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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完整word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教学目的及要求

　　1、选读《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散文中的片段，分析其蕴涵的哲学思想.2、了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3、了解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体会中国经典的现实魅力.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经典。2、难点：经典与现实生活联系,消除文字障碍.

　　课程类型与理论课，讲授

　　教学方法

　　教学时数2

　　第二讲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

　　一、概述春秋战国时代，是新旧更替的时代，一方面新的萌芽已经产生，另一方面旧的东西依然存

　　在，这就形成了在思想上既有的新的因素，也保留着旧的痕迹。1、、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1、天道与人事因为周天子虽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名号，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本来的权威。天上的上帝，是

　　人间帝王的反映，地上周天子的衰微，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周内史叔兴和郑国申繻说：“吉凶由人"、“妖由人兴".郑子产讲：“天道远,人事迩，非所及也。"

　　天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上次讲过,讲义上也有，大家参考一下即可。随着对宗教性的天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现实,使人们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出现了老子和孔子.二、老子和《道德经》（一）、老子其人、其书生卒年不可考，籍贯有楚国岩县（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陈国相人、宋国相人三说。书《道德经》，帛书是《德道经》。西汉时，黄老之学曾是统治思想，东汉时为老子建庙祭祀,三国南北朝时被奉为道教始祖，唐朝时被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元朝时道教盛行，明嘉靖皇帝信奉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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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思想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是至上权威，先天地而生。道生一，一是至等无偶，一生二，二是阴阳二气，二生三，三是均适状态。三生万物，各种各样的东西产生出来。这是朴素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对立和统一，也包含着客观事物的相互转化，物极必反，调和矛盾，以不变应万变.老子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政治主张主张无为而治，宣扬使民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其他方面兵法、阴谋

　　《史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也，姓李氏，名耳，字聃。"

　　晚年目睹周之衰，遂“去周隐居

　　"。

　　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因关令尹喜

　　之请求而写下五千言《道德经》.

　　(二）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本体

　　论

　　（1）道的本原性与化生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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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2）道的实在性与超感官性“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3）道的运动规律性

　　“反者道之动”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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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生转化；事物的运动总是要回复到本初的状态.(三）老子“自然无为”的方法论

　　“无为”是《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概念。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自然"。

　　“无为"的方法论意义：（1）在行动之初形成一种冷静的态度,“损之又损”，去掉那些干扰的因素。(2）在行事过程中更注意认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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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规律，以“百姓心为心”,公正地为民办事。

　　（3）保持大海的胸怀和谦卑品质，像圣人那样，“以其病病”，不断走向完善境界。（四）老子“理身理国”的圣人论

　　老子“自然无为”之道,目的是引导人们成为“圣人”。

　　老子圣人论的核心思想是塑造一种理想人格,其中包含着“理身理国"的基本精神。（五）关于老子哲学的缺点

　　陈鼓应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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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返本复初”思想浓厚，“有碍于事物的先前推展”；

　　（2)循环论“会导致一种退缩的态度”;

　　(3)忽略了“知”和“学"可以引人向上。

　　（4）忽略了主观能动性.（5)理想国是不现实的。（6)“柔弱处下”的主张将会侵蚀人的奋发精神。三、庄周与《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周是老学的继承者，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在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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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年至前275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庄

　　子传》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

　　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慧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犀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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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浊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今存《庄子》一书凡三十三篇,大部分是庄周自著,一部分为其后学整理。

　　特点是基本以寓言故事暗示哲理。

　　（1）庄子对老子“道论"的继承与发展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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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

　　“道”无所不在：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

　　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荑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尿溺。”（《知北游》）

　　（2）庄子“万物齐一"与超越自我的神游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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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曰：狙公赋芋，曰朝三而幕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幕三，众狙皆悦.名实为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这是他物我齐同精神境界的写照。

　　(3)庄子反对“独断”的认识论与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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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认识对象和能力是相对的，反映的是相对主义的认识方法与立场.

　　在当时有解放思想的作用.阅读书目

　　1、《庄子·齐物论》等篇2、王明：《论老聃》，见《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3、陈鼓应：《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见《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主要思考题1、从老子《道德经》的言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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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发现他的什么思维特点?2、试说明庄子是怎样继承老子

　　的道论及其修养方法的。四、儒家以仁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一）、儒家思想渊源

　　儒家的前身“盖出于司徒之官”.

　　儒家重视“道统".其思想体系的发端与传承脉络就是所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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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二）、孔子生平与哲学思想

　　《史记·孔子世家》：“天下君子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生平事迹从《论语》等有关文献看，孔子善于知人善恶，且胸怀正义.据说孔子还特别喜欢音乐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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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二)孔子“仁道”学说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

　　孔子“仁“学的内容：1、亲亲观念；2、爱人思想;3、杀身成仁；4、利国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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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克己复礼为仁；6、以恭、宽、信、敏、惠为要事。(三）孔子“德政”思想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德政”思想的表现：1、行为规正.因为北辰居中就是“正”。2、免除内心的恶念头。3、“正名分”。4、孝是德政的路径(四）孔子“祭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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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i）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的大体内容有：1、祭祀与宗法制度相联

　　系。2、祭祀是通过天神的监督

　　来控制人的行为.3、祭祀要有心仪。

　　（五）孔子的天道与天命观念孔子遇险于“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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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尚“天”：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三、从孟子到荀子：先秦儒学的弘扬

　　师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之“受业子思之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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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孔子世家》谓：“伯鱼生及，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一）孟子及其哲学思想

　　(1)孟子的尽心、养气、知天论。

　　（2）孟子的尽心、养气、知天论。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3）孟子的性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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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四端”，它们是人与生俱来的。

　　通过修养扩展“四端”就可以保持人的本性善良.

　　（4)孟子的仁政学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

　　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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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仁政无敌.（《梁惠王》）孟子对梁惠王谈了四件事

　　情：1、省刑罚，这与法治有关；2、薄税敛，这是属于财政问题;3、深耕易耨，这是属于经济建

　　设；4、文化教育,以孝悌忠信为大

　　要.(二)荀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1）荀子的生平。荀子，名况，又称之孙卿，赵国人,生卒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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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是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的主要依据。

　　（2）荀子思想述要。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天行有常的自然观性恶论“虚一而静"的认识论四、先秦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首先，先秦儒家注重个人修养，对于当今社会造就理想人格是有借鉴意义的。

　　其次，先秦儒家主张经世致用、推崇教化，对于国民团结奋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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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有裨益的。

　　

　　

篇四：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二、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方法。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与《史记》的人物塑造。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内容略）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

　　《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内容略）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故事。（故事略）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故事略）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刘邦却说：“嗟

　　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

　　

　　

篇五：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史记》读书报告

　　题目:《史记》读书报告

　　**:***

　　学院:动物医学院

　　专业:动物医学

　　班级:动医113班

　　学号:********

　　2012年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文学成就研究

　　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也是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名著。历代研究《史记》,均文史兼顾,两者齐头并进。但比较而言,从史的角度研究《史记》更为热闹,而《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相对较弱。

　　关键词:文学思想审美观人物描写文学影响

　　目录: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二、司马迁的审美观

　　三、《史记》中的人物描写

　　四、《史记》对后代文化的影响

　　正文: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对司马迁哲学、政治、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文学思想则不注意。

　　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这首先在于他认识到文学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力图将文学从传统的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并给文学

　　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司马迁还总结了丰富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参酌个人创作的体会,提出了以“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此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重视作家的政治态度,重视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的统一等等,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司马迁的审美观

　　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美学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人注意从美学方面来研究《史记》,出现了一种《史记》研究美学热。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认为,“真实”和“雅”是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爱奇”是司马迁重要的审美原则,反映了司马迁独特的审美趣味。由于“爱奇”,使《史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呈现了与众不同的风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论述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时认为,《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舒其愤”或“舒愤懑”,“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这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上,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宋嗣廉也认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非“中和”美学思想,渗透在整部《史记》之中,这是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极其重要的因素。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大学报》)认为,司马迁的审美观有其时代性,还有突出的独特性,这主要的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韩文还从历史背景、时代风尚、个人遭遇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司马迁审美观形成的条件。

　　三、《史记》中的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在一部书里集中地为三千年历史人物立传,塑造了上百个栩栩如生、风姿有别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人物画廊,对后代的写人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司马迁写人艺术成就的探讨,一直是《史记》研究的重点。

　　近十几年有别于以前的突出贡献是:

　　第一,对《史记》写人手法的分析,已经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广。涉猎的问题之多,研究的方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司马迁笔下写得成功的人物很多,过去的分析、欣赏只限于项羽、刘邦等十来个人物上面。而如今对《史记》人物的分析评论,已经扩展到五六十个以上,《史记》中写得较出色的人物几乎都有文章评说。经过这样大范围的挖掘,司马迁写人的手法、写人的成就,可以使人看得更清楚,把握得更准确。

　　第三,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见解。如韩兆琦对《史记》所写的人物特点作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后提出,《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各色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豪迈的英雄人物的画廊;由于《史记》中的故事大都异常悲壮、异常惨烈,其主要人物大都是悲剧性的,因此,《史记》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以写悲剧人物而享盛名,《史记》则是一部以悲剧人物为主的文学作品(《史记评议赏析》)。韩文的这个观点,发人所未发,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又如自从扬雄指出

　　司马迁有“爱奇”的特点后,历代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一文集合各家之说予以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作者还认为,司马迁为了达到传奇人于天下的目的,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意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从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的特异性;突破史书的局限,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增强内容的特异色彩,加强表达的特异效果。文章最后论述说《史记》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刘文关于司马迁“爱奇”主要是为了写人的意见,颇有新意。

　　四、《史记》对后代文化的影响

　　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史记》对后代的影响之大,是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出现了许多讨论《史记》对后代各类文学作品影响的文章,通过把《史记》放在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的考察,进一步发现了《史记》的价值,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在这种讨论中,又以讨论《史记》与小说的关系最为热烈,成果最大。《史记》与小说有关系,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论述,而近十几年才得到人们的注意。《史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也培育与影响了后世小说家;可以把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史记》中的优秀传记,看成是“传记体的历史小说”,

　　文章还认为,探索中国小说的形成期,应该追溯到《史记》;研究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及其特色,《史记》也不能被忽视。

　　韩文认为,《史记》中蕴藏着诸多小说因素,它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一是《史记》人物传的组织结构和它写人物事件的方法,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所效仿、所继承;二是《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常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模拟,这是一部伟大作品出现后所常有的情形;三是《史记》的语言影响着后世文言小说,尤其是唐人传奇与《聊斋志异》;四是《史记》记事的时间长,所记的事件多,是后代小说、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

　　《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我国古典小说在题材、结构、人物描写手法等各个方面,较之别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卓然独具的鲜明特点和传统风格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史记》纪传体的影响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文章从历史人物传记体裁方面的影响、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方面的影响、人物描写方法方面的影响、题材方面的影响这四个方面,列举大量小说事例作了深入的比较论述。

　　结论:

　　总之,《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但是“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歌德语)。所以,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仍是《史记》研究者应该思考,并为之努力去做的工作。

　　参考书目及期刊:

　　姚凤林的《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北方论丛》)

　　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韩兆琦《司马迁的审美观》(《北京师大学报》)

　　韩文(《史记评议赏析》)

　　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

　　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艺谭》)

　　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金家兴《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创新》(《孝感师专学报》)

　　

篇六：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关于《史记》“人为主体”的学术讨论

　　杨燕起【摘要】自梁启超所提《史记》列传“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以后,翦伯赞、肖黎、李少雍、邹贤俊、黄新亚、赵生群、程生田、张大可等学者涉及“人为主体”的有关见解,以见讨论进程的大致线索.然后就《史记》所涉国家的构建与理念,政权的存续与转移,国家的运行与制度,国家的结构与世家,国家的发展与功名等方面讨论“人为主体”的价值与作用,并进行了简略评述.【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30)015【总页数】7页(P22-28)【关键词】《史记》;人为主体;学术讨论【作者】杨燕起【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42008年乌江项羽学术研讨会时，笔者开始关注关于《史记》“人为主体”的问题的学术讨论。梁启超在《史记解题及其读法》中，谈到《史记》创造之要点时提出：“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1]此论发表于1923年，距今已达92年。

　　翦伯赞在《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一文中提出，《史记》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他说：“在纪传中，又分本纪、世家与列传。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作为主题的人物政治地位不同，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2]此论发表于1951年，上距梁启超之说为28年。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肖黎在《司马迁评传》中说：“(司马迁)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创造性地发明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编纂方法。”[3]54在谈到“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时，突出“强调人的作用”[3]141，以“人是历史的中心”[3]143而加以论列。该《评传》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较早提出“以人物为主体”的有关《史记》的论著。李少雍在《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中说：“司马迁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社会历史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创造的，成败兴坏的关键在‘人’……‘人’的历史作用，有关‘人’的种种问题，司马迁都感兴趣，都很重视，这位历史家的目光几乎完全集中在‘人’身上……变编年体为纪传，废弃按‘年’纪事的编年体，创造以‘人’为纲的纪传体。”[4]39还说:“《史记》纪传体之以人为纲，同文学的以人为对象，在精神实质上是有某种犀通之处的。”[4]45并且指出：“司马迁为人立传，以人为主体，以事为附庸，这不仅在史学上是一个为功至巨的创举，而且对文学发展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贡献。”[4]90李著在研究《史记》“人为主体”与创立纪传体及与文学的关系上有深入的阐发，故褚斌杰在该书序文中评论该著“颇多创见，新人耳目”[4]15，是很有道理的。邹贤俊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纲》中指出：“《史记》的重心是记载人的活动，表述人的价值。”[5]84并说：“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把人同神区别开来，把神从人的历史中分离出去，这是司马迁在史学上一大贡献。”[5]85在当时众多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中，邹是能明确表述在《史记》中“人是社会的主体”的为

　　数不多的一家，令人钦佩。黄新亚所撰《司马迁评传》，全书设立八个专题，其第五题即是“人的发现”[6]130，合26600余字，从“人为主体”的角度来观察，含有更多哲理思考的价值。作者论析：“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6]136司马迁“确定了人类共同创造历史这样的主题，从而力图从人事活动中去寻找历史规律……于是人的主体认识，体现着历史演变的方向”[6]138。以为《伯夷列传》的议论，“表现了司马迁对人之所以为人和人的固有价值这一带有根本性问题的深刻认识：人是通过其主体认识能力与选择能力作用于历史的，而人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的选择，最后决定着人的固有价值和他人对这一固有价值的承认”[6]139。这里，在“人为主体”的前提下，还有主体认识能力与主体选择能力的区别。在谈到“司马迁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力”时，说：“司马迁不是单纯地强调人的主体能力对历史的巨大影响，而且能以历史的进步眼光评价历史人物的主体能力，这样一种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当然也就是司马迁判断人的固有地位和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6]141这里，又将“人为主体”与史学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联系在一起。他说：“司马迁借信陵君之死而论魏亡……是强调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从而提高人的地位，承认人的固有价值，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6]146论述重视人才的作用，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司马迁是通过历史上的人才而获得人的发现的”[6]150，并说“司马迁认为人才代表着人的主体认识能力对历史的巨大影响”[6]151，“人才的创造性能力是人的主体认识能力的集中体现”[6]152。赵生群在《太史公书研究》的《〈史记〉历史编纂学简论》中,谈到叙事与写人相统一时指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和。人参与历史，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人是历史的主体。”[7]253《史记》创立纪传体，“这不仅是简单的体例改变，更标志着作者历史观的进步：以人为中心的编纂方法的确立，是对人作为历史主体的确认，也是对人的历史作用、人的价值的突出强调。从以事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这一转变，对于历史家深刻地研究和再现历史，保证历史学的科学性，是极为重要的”[7]253。论说肯定就《史记》的“述史构架”[7]245而言，把握“人为主体”是达到了历史观进步的学术高度，并具有历史学科学性的价值，较之一般论述，认识是深刻的。作者其后在《〈史记〉文献学丛稿》[8]的《论〈史记〉的述史框架》的评说中，重申了自己的认识，足以证明其对此一论说的坚定。程生田、高巨成、程宝山在《司马迁的人才观》一书中指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史家述史就是要写出人在历史上的活动及作用。史学即人学，司马迁发现‘人’，这是他对史学的一大贡献。”[9]73“社会是人类活动的载体，人是构成社会的主体”[9]89，“人在历史上的主体作用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9]35。谈及人才时说：“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才是主体的精英。”[9]240“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必然会产生人类的佼佼者——人才。”[9]89谈到司马迁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后说：“司马迁述史，要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大书特书其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还人以历史主体之真面目。”[9]25作者在细析人才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人为主体”的思想一直非常明确。张大可在《史记十五讲》中谈到《史记》作为历史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时说：“《史记》所述历史内容表现的社会结构，以人为主体，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是首次体现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发展史。”[10]4-5随后又在论述《史记》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时强调：“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造了上起皇帝、下讫汉武3000年的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识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10]46《史记十五讲》是作者的最新学术著作，将“以人为主体”归入历史观的认识体系加以论述，标志其《史记》研究的又一次理论深化及学界对此一问题研究的重视程度。

　　以上是仅就笔者依据个人案头现有的文献所粗略整理出来的，见知所及有关《史记》“以人为主体”问题讨论的大致线索。就此问题，笔者去年与可永雪先生进行过学术探讨，可先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他说：“据我所见，学者中谈‘人为主体’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是钱穆，他的《国史新论》的‘中国历史人物’一题有‘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因此，西方历史多是纪事本末体，中国虽有此体但非主要。中国以列传体为主……’在《中国史学名著》的《史记》(中)说；‘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第一是重事的，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是注重人物的，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书中也还有一些讨论到太史公为何特别重视人的问题，不多录。二是徐复观，他的《两汉思想史》第三卷‘论《史记》’之八——列传中的若干问题讲：‘历史是由人的生活行为造成的，只有人才有历史；历史意识的出现，史学的形成，是人突破其血肉、血统在时空中存在的限制，使人的存在，与历史意识所及的一切人，在时空中联结起来，更由史学家的记录，把这种联结加以确定，加以延绵，加以扩展；于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才得以稳定下来。所以人是历史的中心，可不须加以论证的。但因史公特立列传一体，而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显著。’”为对可先生表示敬意，此录其来函之全文，亦正可借以充实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内容，从而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线索。1993年面世的《史记精华导读》[11]内所列《史记学习纲要》中，提及的《史记》的学术成就四方面之一就是“第一次明确显示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1995年在《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12]一文的论述中，第五部分即是“关于突出人的社会主体地位问题”；1996年撰写有《史记所表现的社会结

　　构及人的主体性思想》[13]一文；1997年又撰有《史记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14]的文章。在1997年这篇文章中，就人神观念的变化及历史演进，纪传体史书体例出现的特殊历史背景，全方位社会内容所显示发挥的人的自身主观能动性，及其所刻画出的具有独特品格的诸多形象等方面，集中阐发出了我的粗浅认识，对“人为主体”问题的讨论也算贡献了一份意见。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诸多前贤与当代学人，从哲学、史学、文学、编纂学、人才学等多方面阐发出《史记》“人为历史主体”的思想内容，从而明确历史是“人的史”“惟籍人以明史”(梁启超语)的重要意义。“人为主体”决定着《史记》的记述内容、编纂体例与撰述宗旨。“人为主体”不光是一种表述方法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历史观的巨大转变。由此亦可以肯定，长期以来关于此一问题的讨论，已基本形成一定的学术态势，或循源而扩流，或殊途而同归，渐趋深刻、成熟，对《史记》的进一步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讨论“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问题，所能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仅就与国家构建及《史记》编写体裁相关的认识，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企望方家指正。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记录，而人又是在国家社会的范围内以群体的方式来活动的。故此，谈历史必然会涉及国家与社会，但是没有人，也就没有了历史。人，才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就历史记载而言，《史记》谈的就是探讨“人”在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所能取得的成就与经验，以及所体现的“人”自身主体地位的价值与作用。(一)国家的构建与理念《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讲的是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的在位数百年间，所完成的中华原始国家构建初步规模的巨大成就。黄帝“修德振兵”[15]3，在打败了炎帝与蚩尤之后，被诸侯们拥立为“天子”。他到东西南北巡行，合符釜山，接着在涿鹿之阿建立了都邑。又建立了师兵营卫和左右大监并举行了大规模封禅，“迎日推策”[15]6，举大臣以治民。提出了如天地之纪、死生

　　之说、莳播百谷、勤劳节用等一系列的治国理念，从而建立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万国和”[15]6的国家政权。《史记》在关于黄帝的这一简短的叙述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构建的关于战争、天子、四至、机构、理念等的最基本的条件，还叙述了帝王传承体系的家族源头，当时所具有的“万国”诸侯的原始性质，以及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德”属形象。尧则在“合和万国”[15]15方面肩负着使命，其时任命羲、和完善了天象观测，设置了四牧十二州及相应的巡狩与奖惩制度，流放了“四罪”并扩展了国土教化；舜则能举用“八恺”“八元”，还在中央朝廷设立司空、后稷、司徒、大理、共工、朕虞、秩宗、典乐、纳言的机构，极大地扩展了国土“四至”，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五帝中，能够最后完善原始的国家构建，是帝舜最为突出的功劳，故《史记》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5]43而给予表彰。五帝处于传说时代，司马迁将传说中的神转化为“人”。其实正处于我国原始公社父系氏族解体的时期，私有财产增加，社会分化，国家管理职能随即出现，《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述，正恰当地给予了“人”在中华原始国家构建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有力的说明，显示出叙史理念有其卓异的识见。承续五帝，夏、商、周是大一统的发展时期。其中，周武王改变了万国诸侯的自然分封的基本面貌，而施行政治分封，使齐、鲁、燕、吴、楚等地方政权出现，造成了后来诸侯分裂，群雄争霸的局面。《秦本纪》其实就是东周本纪，周平王东迁以后，掌控天下局面的不是周，而是秦。最后秦始皇以战争手段统一六国，废封建行郡县，国体为之一变。刘邦建汉，念秦政之弊，行郡国结合之制，然而百余年后，至汉武以削弱封侯建国之势，使秦开始施行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圆满实现，国家政权达至空前统一，将国家构建的伟大成就推上了中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波峰。从自然诸侯到政治分封，再到秦统一实施郡县，而后郡国结合而达于中央集权，《史记》本纪记述的这一过程，明确彰显是“人”的活动实现了这样的历史发展。

　　(二)政权的存续与转移在中国，原始国家构建以后，政权是以王朝的方式而存在的，而掌握政权的天子或皇帝，往往是一个族姓的首领及其后裔。从五帝到汉，中间历经夏、商、周、秦、汉，在汉之前还有一个短暂的楚——项羽。在这期间，关于政权的获取与转移，《史记》总结出两大类四种形式。第一大类是以酝酿准备时间长才能掌握政权为特征，下分三种。第一种是禅让：“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15]759这是指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以领袖人物的德善表现为特点。第二种是取代：“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15]759这是指商代夏，周代商，以整个族系世代的仁义获取民心拥护为特点，这种仁义的积累需要花费十几代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第三种是兼并：“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15]759这一种与前两种不同的是，不是依靠仁德，而是强调武力。西周从厉王时京师出现贵族叛乱而有“共和行政”[15]509之后，国势衰竭，经宣王达至荒淫之幽王为戎族所杀，而秦襄公以武力帮助平王东迁，后称东周即春秋、战国的混战时期出现。而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获封为诸侯，开始发展，以其西部游牧民族吸收东方农业儒家文明而改善诸侯国的治理，秦穆公时势力发展就到了黄河西岸，又经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国力极大发展，从而具备了兼并东方六国的条件，使秦始皇得以完成又一次的中华统一大业，其功不可没。第二大类获取政权的时间非常短暂，方式上也与前一类有极大的差别。它只有一种，即“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又受命若斯之亟也”[15]759。自陈涉起义，至刘邦建汉，中间只有八年时间，刘邦就坐定了天下，司马迁不得不惊呼，自原始国家构建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获取国家政权有这么快的。刘邦的自身及先代，既非积

　　善累功数十年，也不是修仁行义十余世，更不是稍以蚕食百余载，他的特点是“起于闾巷”“无土而王”[15]760，显示了一个时代变化的特点，恰恰是秦始皇的“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15]760等等的措施，帮助刘邦清除了夺取天下过程中的许多障碍，才得以只是战胜了项羽之后，就建立了汉家政权。司马迁带有嘲讽的意味说是天意让刘邦捡了个便宜，并成了天下的“大圣”，实际是明确地告诉人们，是时势发展的大局推动着刘邦“受命而帝”[15]760的。《史记》诸表序，在综合观测国家体制总体变化的同时，《十二诸侯年表》序从关注治国要义之采取成败、下观近势的角度，申述了《春秋》的研究史，并评论诸类学术的片面浅薄。《六国年表》序说明了秦取天下多暴，却肯定了它“世异变，成功大”[15]686的辉煌业绩。《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讲述汉初广强庶孽分封诸侯，致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达到“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世各得其所”[15]803，并批评汉武帝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还但是缺乏了“要之以仁义为本”[15]803的精神。加上《秦楚之际月表》序所阐释的获取政权的诸种方式，均显示在国家政权发展的关节点上，“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是人们在春秋时齐、晋、秦、楚四海迭兴，更为霸主的情况下，仍没有放弃“以制义法”[15]509的《春秋》主旨，仍然期盼着国家的统一；是秦的先公先王经过百余年的不断努力，达于常雄诸侯而卒并天下；是刘邦的奋发其所为天下雄，而收拾了秦以后的残破局面；是汉武之采主父偃建议而行推恩令，破除了分裂势力对一统事业的干扰，而实现了如《建元已来王子侯年表》序文所言之“一人有庆，天下赖之”[15]1071的美好图景。总之，是“人”出于对历史事势的正确判断，而不断地采取了正确的决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继解决了无穷尽的矛盾，而推动了国家政权和统一事业的巩固与强大。(三)国家的运行与制度

　　《史记》八书，《索隐》说是“记国家大体”，即其所叙为与国家之发展及命运尤关的重要典章制度，此方面的内容与体现其“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相涉甚为密切。司马迁将礼、乐摆在了八书的前面，也开创了后代正史及典制书相关内容的先例，可见礼、乐在整个国家事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性。谈及礼乐的产生，司马迁是将其与“人”的直接需求联系了起来，《礼书》序的表述出现了“人力”“人情”“人性”“人道”[15]1157“人体”[15]1158等的论述。尽管如此，礼乐的实现，其功能与维护国家统一、天子威权与等级制度还是密不可分的。如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15]1158，就是申明这个主旨。经历了国衰、礼废乐坏，至秦朝制订了新的礼仪，指出它“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15]1159，仍然是体现了自古以来基本典法的原则精神，以至使汉高祖刘邦也只能“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故”[15]1160。《乐书》序引《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并强调“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15]1175，然而地区虽然有差别，但是在“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15]1175方面的作用始终是一样的。在较长时期的国家发展中，礼乐制度的设立相对稳定，这是因为其在帮助统治者实现国家政治安定方面，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古代社会所强调的“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两项在八书中仍然占有显著位置。《律书》所述乃为“用兵”。其序指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15]1240，是应该能体现司马迁的原意的。战争有两面性，其破坏的功能亦特别大，但“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15]1241，关键在于“人”是不是善于用兵，和是不是能保证战争进行的正义性。这个认识很高明。综合来看，《史记》是肯定五类战争的：一创国之战，如黄帝的阪泉、涿鹿之战，成汤的南巢之战，周武王之牧野之战；二秦平定六国之战；三陈胜、项羽、刘邦的反秦之战，尤其是项羽所行之巨鹿之战；四汉初平定异姓王与吴楚叛乱之战；

　　五武帝时拓边远征之战。《史记》在军事人员的分类中有兵法家、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勇将、一般战将等，其中对诸多兵法家有多篇加以赞述，亦注意表彰如韩信之为战略家，特别肯定卫青、霍去病、张骞等在军事方面的卓越才能与贡献。《历书》序记尧时说:“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15]1258这说明自古以来，天子掌握制历权的重要性。除显示君权神授的宣传意义之外，包括国家的政令推行及指导农业生产，没有科学严密的历法是难以达到国家繁荣社会和谐的。历数，五纪中指节气之度，确定了历数，则可敬授民时，达到“天下有道”。自远古起，中华文明中就具有天文观测的优良传统，黄帝、颛顼时即已制历，汉代则达到了天文观测的新高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司马迁本人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以至他参与了太初历的制订，实现了“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15]1260的完美业绩。八书记经济制度的也有两篇。《河渠书》以大禹治水为榜样，讲述了战国时之引河为鸿沟，李冰凿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治邺，以及韩水工为秦修郑国渠；及于汉，除叙孝文时塞河金堤之外，集中讲汉武时水利建设的成就，即发卒修漕渠、番系渠、龙首渠等，特别是表彰了武帝之亲自指挥塞宣房，断绝了二十余年没有解决的黄河水患问题，表达了司马迁对此举的大加颂扬。又指出加上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使汉代的经济重心由关中逐渐向东转移到了河淮之间，是其时治国策略的一项显著业绩。《平准书》按两条线索的发展思路叙说，主要是记述了汉武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一方面是汉武依靠汉初发展积累的财富大肆作为，集中精力开展拓边战争，尤其是派出卫青、霍去病领大军出击匈奴，由此耗费巨大，逐渐使国家府库空虚，藏不敷用。同时战争增加了民众楚痛，加上豪强兼并和河决水旱之灾，并武帝之巡行、封禅、设置新郡，财政困难以致引起社会矛盾加重。又一方面是汉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满足自己好大喜功的要求，如卖武爵、官营盐铁、算缗钱并在后来行告缗

　　令，树立卜式这种向国家输财的典型，行腹诽之法，并使出张汤、减宣、杜周、义纵、尹齐、王温舒等著名酷吏巡行打击豪强，让权贵坐酎金失侯，以至连续多次地实施钱币改革，到最后推行均输平准，在一批财政家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的辅佐下，武帝财政上的困难相继解决，最终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5]1441的目的。两条线相并而行，即达到了广拓边境进而完成国家的大一统，又实现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武帝的雄才大略得到了完美展现，然而赞叹之余，司马迁还是表达了他的极深忧虑。本篇论赞的最后说：“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15]1442-1443这番话虽是针对秦始皇说的，却也是对汉武治国之策的严重警告，是很有分量的。《史记》的“书”，不是呆滞地排列国家制度的条文，而是借以生动地讲述社会的现实。它以历代治国经验的总结为基础，利用人们成功的观测与实践，提出主张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平衡各阶层的利益，集中智慧以实现国家社会的平稳和谐与长治久安。这其中，我们充分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礼乐损益，战争进行，天文观测，山河治理，财赋平衡，都是在各方专门名家带领并及广大民众参与，长期努力发挥作用所取得的结果。历史为这些人的活动提供了条件，这许多人又为历史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书”，是考察“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四)国家的结构与世家《史记》的三十世家可分四类。一是十六诸侯，二是孔子、陈涉二位圣杰，三是汉初五勋臣，四是七篇汉宗亲。世家的主旨是拱辰共毂，维护天下的统一，这是国家治理的要义。中华原始国家构建时，诸侯称“万国”，殷商有诸侯三千余，牧野战前，周武王可聚集诸侯八百，《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说：“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15]801“数百”，《索隐》引《汉书》说也是“八百”。

　　《史记》所列十六诸侯，属春秋时期有十二，战国期增加了赵、韩、魏、田齐。十二诸侯的叙述表示，分封的诸侯去到封国，有三个趋势：一是周王朝统治范围的拓展。封国多去离京师较远的边远地区，在有众多自然诸侯的情况下，原本声威难以企及，政治分封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二是文化渗透的加强。边疆多原为戎狄蛮夷之地，新封君去到，以征服或融合的方式普及中原的礼乐文明，并促进当地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三是以强凌弱、众暴寡的态势，或强迫或自愿地将众多诸侯会聚于大的封君之下，为更强的统一态势做准备，由此而逐渐有后来的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局面的出现，而最后达至于秦始皇的兼并六国，实现了郡县制国家治理模式新的统一。所以十六诸侯世家，从政治分封的角度，讲述了“人”在主观能动作用下，将自然分封的涣散转变为强有力的一统态势的综合发展过程，演绎着纷繁复杂的历史内容。司马迁在认识上是将陈涉起义和孔子作《春秋》的价值相提并论的，孔子在治国理政思想和儒家文化创建方面的历史成就是无与伦比的，陈涉之反暴政和为汉家天下的建立有首难之功，其行为之合理性也必然彪炳于史册，以二位圣杰的表现说明“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应该具有无可争议的说服力。汉初五勋臣世家，就个人对于历史的作用而言，应是与孔子、陈涉一样的，只是他们行为的性质与影响深度不及孔子与陈涉。萧何、张良，是和韩信一道，被刘邦明确指称为助他夺得天下的三位杰出人才，只是后来韩信因谋反被诛失去了入世家的可能。曹参坚守萧何制订的规范；陈平无为，适应汉初的治国理念，帮助吕后发展了社会经济，维持了吕、刘的暂时平衡，并最后实现了诛吕安刘，功劳显赫；周勃是位安刘氏天下的重要人物，诛吕他起的作用最为关键，其子周亚夫是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叛乱的主帅。这些人在维护天子权威，促进天下统一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均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五)国家的发展与功名

　　司马迁给自己规定的撰写七十列传的总原则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15]3319。其在四个方面对立传人物的行为提出了要求，一是坚持义理，符合一定的政治道德标准，但又有其行事的独特风格；二是在时势的变化中果决行动；三是建立有一定的功名，不可以碌碌无为；四是行为价值的社会效果有利于整个天下，《史记》中的天下常是指国家和整个社会，而且其观察视角还包括于变化中的历史发展。其实，这一原则正可以用来观察《史记》各体所记的所有人物，只是因为人物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的不同，而应予以不同的对待而已。正是所有的“人”，都本着一定的政治道德追求，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而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人”就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会因为“人”的活动规律的变换而不断前进。《史记》是以人物为支点，通过写人物来表述历史。如写《伍子胥列传》就是要写春秋末期吴楚越的关系史，尤其是要表述吴亡的历史。写《商君列传》就是通过记述商鞅变法写秦孝公的强国史。写《李斯列传》就是与《秦始皇本纪》和《蒙恬列传》相结合，写出秦皇朝的兴亡史。如此等等，都不光是要写伍子胥、商鞅、李斯如何如何，而是要通过他们写出与他们之成就功名相关的不同历史，一句话，写人物是为了写历史；不写《史记》中所描述的如此众多的人物，司马迁就不能表述三千年的通史。历史正是“人”的活动的记录，没有人物的活动，也就无所谓历史。“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史记》的成书，充分而明确地彰显了这一理念，这是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有其深刻的哲理意义。司马迁关于“人”是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第一，是我国古代人神观念的进步，在哲学思想上完全是以人代替了神来看待历史的，《史记》写黄帝全然是“人”的形象而不带神的影子，就是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明。第二，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早在商汤打败夏桀建立政权后发布的《汤诰》中，以古禹、皋陶和后稷为榜样，提出主政要注意于“有功于民”[15]97，在看待周之先公古公

　　亶父的功绩时，也是以“积德行善，国人皆戴之”[15]113作为重要的评定标准。第三，先秦的史籍已经开始注意于“人事”了，孔子所作《春秋》其主旨就在于“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5]509，《左氏春秋》《国语》所叙集中于表述诸多政治人物有关于治国的“盛衰大指”[15]511，而《战国策》所记则为战国策士强国的论辩与谋略。第四，春秋战国以来大规模的战争行为与社会兴作，尤其秦末反暴政的农民起义的暴发，使无数下层民众登上政治舞台，社会活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对于历史作用的明显展现，已经震惊了世俗，从而使人们对历史观察极大地深化了。思想的积累及现实的社会运动，是司马迁确立以“人”为社会历史主体的时代根源。

　　【相关文献】

　　[1]梁启超.史记解题及其读法[J].史地学报,1923，(7).[2]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J].中国青年，1951，(57).[3]肖黎.司马迁评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4]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5]邹贤俊.中国古代史学史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黄新亚.司马迁评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7]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8]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9]程生田，高巨成，程宝山.司马迁的人才观[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10]张大可.《史记》十五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11]杨燕起，阎崇东.史记精华导读[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12]杨燕起.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J].史学史研究，1995，(1)：42-49.[13]杨燕起.史记所表现的社会结构及人的主体性思想[M]//袁仲一，张文立，张新科.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三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4]杨燕起.史记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J].史学史研究，1997，(1)：26-32.[1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篇七：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读书有感

　　简叙《史记》思想内容上的特色

　　贵阳图书馆任瑞羾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列除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在《史记》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几个物点：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

　　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

　　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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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Zh吋izgNormalUniTversity：

　　课程名称:

　　史记研究

　　论文题目：_____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任课老师:

　　学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浅析《史记•李将军列传》

　　内容提要：《史记•李将军列传》是汉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

　　迁的代表作一一《史记》中的一篇文章，介绍的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故事，主要介绍他功高而未得封侯的事情，以及李广的后代李敢与李陵的战事。我重点分析了李广最后的自尽的悲惨一幕，表现了一位伟大的将军宁死不受辱的精神。终其一生，他的传奇事件有很多，最后无缘封侯的确是正应了汉武帝“源数奇”的说法。因此我就从李广的一生来看待“李广难封”的境遇。

　　关键词：李广；《史记》；英勇无畏；源数奇；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

　　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选自《史记•李将军列传》

　　后将军李广的悲剧性的结局，无疑令我们感到伤心与失望。李广难

　　封”这一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评述的焦点，一方面，大多数人是在肯

　　定李广悲剧形象的前提下，就李广难封”的原因作一些探讨，虽然他们

　　所侧重的角度不同，但又无一例外地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制度的

　　不合理和汉武帝对李广的打压与迫害；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李广难

　　封”不是悲剧，而是李广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在其

　　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并未就李广治军、行军、用兵上的欠缺做深入

　　的探讨，更没有从一个良将所应必备的素质全面分析李广，仅仅简单地

　　以汉匈战争中李广的成败来论述，

　　这样的论证则显得

　　有些不力，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李广。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司马迁优美的文字以及凝聚着他自己心血的感人的评价，才使得李广为众多人所知。司马迁以赞颂的激情、错综变化的笔法，围绕着精于骑射，勇敢作战；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

　　易，号令不凡三个特点，通过三个完整生动的战斗场面，为人们刻画出

　　李广这样一个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名将形象；

　　在传中，李广俨

　　然一位天才型将领。司马迁自为李陵之事辩解而遭受宫刑之后，在思想

　　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给其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围绕一个辱”字

　　倾其满腔悲愤，陈述著书雪耻之志。①诚如鲁迅所言：

　　况发愤激

　　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

　　虽背《春秋》之义，因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惟不拘于

　　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意旨自激”难免会

　　渗入个人的情感意识，借《史记》以泄其怨愤；惟不拘于史法，不

　　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一语更是道出了司马迁在评述《史

　　记》中的人物时，深受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使得有些篇目文笔多于史

　　笔。在《李将军列传》一文中，作者对于李广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表示

　　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对于李广的为人更是用

　　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来评价，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直接

　　导源于司马迁的悲剧和他强烈的悲悯情结。

　　难封”使得司马迁为李广深鸣不平，更使得唐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道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文人骚客为此扼腕叹息，借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哀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后世有些学者更是把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军功制的不合理和汉武帝重用外戚、打压贤士的用人政策。那么，事实真的就只是这样吗？

　　汉初，统治者推行与民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面对匈奴

　　的抢掠更是奉行以和亲换安宁的绥靖政策；然而和亲政策并未能从根本

　　上解除边患，保证国家的安全；相反，由于汉初绥靖政策的影响，到了

　　汉武帝时，匈奴的抢掠更加的放肆，严重地危及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后宫、外戚专权，弊政连连。面对内

　　忧外患，汉武帝采取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以期用儒家经

　　世致用的积极思想激励早已无心政事、战事的军民，消除外患，振兴大

　　汉，以实现民族的大一统。②汉武帝时的军功奖励制便应运而生。因此

　　上，军功制的设立是应时代所需，战争所需；军功制激励大汉几百万勇

　　士拼战疆场，奋勇杀敌，其积极的作用不言而喻；军功制作为一种社会

　　制度，它的合理性理应由其对社会及战争产生的积极意义来决定，而不

　　应以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来决定。正如商鞅所言：劳大着禄其厚，功多

　　着其爵尊”军人按军功来决定其奖惩无可厚非；更何况，军功制作为一

　　种制度，对于个人的封侯来说，只是一种外因，它并不能起决定的作

　　用，而真正决定个人圭寸侯的内因是其在军事上的成就。有些人因某些

　　个体的不幸遭遇而否定制度的做法，

　　显

　　然有失公允。

　　武帝用才，不拘一格。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求贤若渴，重用贤良才俊之士。在农本商末，视商人为末流的封建时代，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以商人身份被武帝重用，先后任命三人为大司农，改革弊政，制定战时兴利的经济政策；卜式以牧羊为生，因捐资助军而受武帝器重，位至三公；公孙弘东海牧猪，后竟白衣封侯；主父偃以布衣之身

　　得以进谏，武帝爱其才一年四迁荣至中大夫；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但其赫赫战功却非恩宠得来，而是靠个人卓绝的军事才能赢得。古人常讲：举贤不避亲”，武帝不因亲避贤，惟才是用的做法不正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贵品质吗？后人怎能因此而指陈武帝呢？诚然，武帝重用庸才李广利之流，但也是因统治的需要，君王治国不似小民理家，岂可因小过而掩大善呢？

　　李广并非生不逢时，而是他自己过于勇武，因此常常导致以小股部

　　队面对匈奴大军的情况，这实在是李广的悲哀。李广精通骑射，广以良

　　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

　　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

　　万户侯岂足道哉！③”文帝之辞，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如陆游《赠刘

　　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又如刘克庄《沁园春

　　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岂足道哉！”都以为李广有封万

　　户侯之才，只是生不逢时而已。李白则在《古风五十九》一诗中更是为

　　李广深鸣不平：

　　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

　　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我们读《李将军列传》，很多都为李广鸣不平。特别是书中多次提到李广的兄弟、下属等一些为人不过下中的平庸之辈俱得封侯而李广却终生不得封侯，令人不禁有英俊沉下僚的不平，认为是皇帝寡恩、

　　赏罚不明。但只要仔细读了这个传记就会看出，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他一生行状中虽然有无数传奇式的经历，但每逢大的战事，他基本上不是因各种原因败北，就是无功而返。换句话说，他并无

　　什么大的军功可得封侯，似乎真应了汉武帝说他

　　数奇”这话。

　　沿着传记中的线索看下来，我们会发现李广的行为方式不因客观的

　　成败而改变，也就是说故事中决定着一系列事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不

　　是普遍逻辑，而是他个人的性格。④整个故事叙述的是李广一生的主要

　　事迹，而这些事迹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线索，则是由李广的个性所决定

　　的。因此可以说，这种时间过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主人公的生命历

　　程。回过头来看《项羽本纪》就会发现，其实项羽的故事同样是被这样

　　一种时间意识所支配的：尽管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司马迁批评项羽违背

　　了普遍的政治和道德逻辑；但在项羽的传记中，叙述的过程不是关注于

　　展现项羽失败的原因，而是关注于项羽这个性格的完成。所以故事结局

　　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不是城濮之战式的道德教训，

　　而

　　是类似《李将军列传》的悲剧性同情。⑤《史记》中具有较强叙事艺术

　　特征的人物纪传，基本上都贯穿着以人物生命历程为根据的时间意识。

　　司马迁在谈到他撰写《史记》的意图时有一个人所熟知的观念，就是发

　　愤著书”。这意思实际上是说，他的叙事所关心的不是宏观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而是人的情感生活和命运。他之所以愤”，就因为他怀疑天

　　道”的现实性，怀疑事物的现实发展逻辑就是道德逻辑。因而体现在他

　　的叙事中的时间过程，也就不是体现普遍道德意义的客观事件逻辑，而

　　是体现特定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生命历程。

　　王维有诗曰：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想想当时李广经历的重要战斗，每一次都是一场硬仗。战争胜败关系颇多，敌对一方军力如何，自己一方的士卒是否精锐，对于战斗胜败比将军的能力谋略

　　更要重要，重要的多。李广生性木肭，不善词令平日以射阔狭为戏。以他的性格可能也得不到上级包括武帝的喜爱，在后勤•装备.援军，配备的将士，补给，行军路线等诸多方面不会受优先照顾。李广少以良家子从军，官至二千石凭的是赫赫战功，骁勇善战。在另一方面，政治上或是为官之道上却又步履维艰。

　　李广为国一生，忠心耿耿，可以说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将军，但正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才造就了他的悲剧，这正如同项羽一样，善于冲锋，但是不善于带大兵团作战。李广的悲剧命运却也正是中国古代千千万万的将军功高不受赏的鲜明写照，也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至今犹忆李将军”了。注释：

　　①在传奇与现实之间——重读史记《李将军列传》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1②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李广难封”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05

　　③《史记李将军列传》

　　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李将军列传》艺术谈——《史记》散论之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9

　　⑤从《李将军列传》看《史记》的悲剧色彩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02

　　参考文献：

　　①从《李将军列传》看司马迁对所喜爱人物的撰写方法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07

　　②《史记李将军列传》的选材特色

　　文学教育2008/09

　　③从《李将军列传》看《史记》的文学性新疆社科论坛2005/02

　　④形象厚重风采特异一一谈《李将军列传》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名作欣赏2004/04

　　⑤论唐代诗人对《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接受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8/04

　　

　　

篇九：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史记》神话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孙娟【摘要】<史记>中的神话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如民族、政治、天命、德行等,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史语,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5(027)003【总页数】4页(P372-375)【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神话;史学思想【作者】孙娟【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4.2

　　司马迁写作《史记》非常严谨，注重实证精神，“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选择材料以雅驯为标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1]。同时，《史记》中亦有不少神话描写，似乎二者明显矛盾，但实际上这也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反映，还是《史记》魅力的艺术体现。研究《史记》的神话，

　　对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神话与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史记》中最引人注目的神话是殷、周、秦始祖的感生神话，体现了司马迁对民族起源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也是神话历史化和当时史学理论水平的反映。司马迁写殷始祖和秦始祖的诞生非常相似：“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1]。“玄鸟生商”的神话早在《诗经·商颂·玄鸟》就有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但秦始祖大业起源于玄鸟的神话首次出现却是在《史记》中，而且《秦本纪》还记载秦后人与鸟的关系也很密切：“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由此看来，秦氏族与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秦氏族和商一样可能也是鸟图腾崇拜。太史公写秦始祖大业亦是其母女修吃玄鸟蛋而生，这与商始祖契的诞生基本一致。因此，人们认为是司马迁有意为之。冷德熙认为，“秦祖大业的感生神话显然是为要‘宠神其祖’而对商始祖神话的仿造”[3]，似乎也有道理。《吕氏春秋·古乐》中称葛天氏亦歌《玄鸟》。葛天氏与殷、秦可能都是玄鸟部落，但不能因此就说吕不韦等人也是仿造，只能说当时秦有这样的神话传说，而司马迁是对神话历史化的忠实。《史记》中对于周始祖后稷的出生的叙述与此不同：“周后稷，名弃。其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1]据孙作云考证，姜原履的“巨人迹”就是熊迹，源于周民族的熊图腾崇拜。始祖诞生的神话往往成为追溯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最可靠的材料，因此，司马迁写殷、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的目的显然是试图从神话的背后寻找这三个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民族的起源。正如徐复观所言：“从神话中透出来，乃有历史可言，这也是史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4]司马迁还用一些神话描写来阐释民族的开拓、发展和融合，这是历史神话化的一种

　　表现。“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辠而天下咸服。”[1]文字当源于《尚书》中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5]值得关注的是《尚书》中并没有以变北狄、以变南蛮、以变西戎和以变东夷的记录，只是表示进行征服与统治，而《史记》中加入这些内容反映了司马迁史学方面的时代民族观念。在汉武帝时代，汉朝用兵征伐四夷，并且与匈奴的关系一直紧张，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司马迁则认为对各民族的治理与融合从尧时代就已经开始，也取得了成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司马迁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各民族应该和平相处。同时，司马迁给这些民族列传，并追溯到他们的祖先都是黄帝，反映了太史公希望实现民族团结、和平共处，实现民族大融合的一种进步的民族观，已经具有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意识。二、神话和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般认为，史学出自道家，而司马迁则兼有儒道与百家之学，但就主体而言，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史记》中的神话描写体现了太史公的政治思想。他在开篇《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上古时期，为了生存，氏族之间的弱肉强食乃势之必然。但司马迁强调轩辕“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后才和炎帝战并“得其志”；炎帝则因“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而被轩辕打败，立场非常鲜明。《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对炎黄之间的战争也有记载：“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

　　熊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治。”[6]由此看来，“修德”之说是司马迁为了表达自己的德治思想而加进去的史笔，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又如“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鉤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1]一般认为鼎是大禹所造。鼎在这里已经被神化了，成为一种政治权力与一统天下的象征。因此，各个诸侯国都问鼎并想拥有鼎。但可以看出，王孙满看重的是德而不是单一意义的鼎。司马迁把这记入《史记》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与德政思想。汉代初年，以周孔思想治国，崇尚德政，至宣帝时汉家才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完成了文化转型。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准绳，并有充分的表述。《史记》中还有一些征兆性的神话，也体现了司马迁崇尚德治的政治观点。一些怪异的自然现象都能表明国君无德，而修德任贤才能国泰民安。“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1]在司马迁看来，国君“求贤有德，则国泰；反之，则国败”。司马迁还强调君明臣贤，《史记·殷本纪》说：“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1]司马迁认为国君应该以国家、百姓为重，任贤举能，这样，国家才能大

　　治。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写了尧对于接班人的反复考虑：“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1]最后，尧下定决心：“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1]关于尧舜禅让的故事最早见于《尚书》：“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5]司马迁没有照抄《尚书》，而是对神话传说进行了史学润色，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他理想中的君王形象与持续美好政治的理想。三、神话和司马迁的天命思想有文字记载以来，天人关系一直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关注的哲学命题。汉初也是这样。“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之一。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强化了“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是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帝王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各种天象变异及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或祥瑞如长灵芝草等都是上天对人间帝王及臣民的警示，代表天命意志。在这种环境下，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史记》中有不少神话材料反映了司马迁的天命论。他用一些自然现象的变化来解释王朝的更替，认为王朝更替是天命的作用。“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再阴，(川)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1]这段材料出于《国语》，司马迁选择的材料反映了他对天命的理解与认识。司马迁还记载了一些验证性的预言，也表明了他的天命观。“周太史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

　　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感发之。之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1]在太史公看来，周国的灭亡在几百年前就已有隐患了，周国的灭亡是天注定的。司马迁在《律书》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天命观，他说：“昔黄帝有逐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费，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1]《史记》中除了殷商秦始祖的感生神话外，还有汉高祖的感生神话。这也与太史公的天命观有关。“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女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以而有身，遂产高祖。”[1]有学者认为那是司马迁不得已而为之：“这种神话已播扬四海皆知，作为后世的一个六百石小官吏的司马迁，明知其捏造，又能怎么办呢？但是他有意地把这些离奇的神话和刘邦其他的那些庸俗卑劣的行径，和他阴刻丑恶的灵魂放在一起，于是就使人觉得刘邦这个人很滑稽，其效果就不是神话，而是把他漫画化了。”[7]其实，司马迁并不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而写汉高祖的感生神话，而是他认为汉高祖确实有一些神异性，这体现了司马迁对王权的理解与高祖得天下的一种思考。刘邦本只是一个小亭长，后来在楚汉之争中击败了项羽而成就了汉王朝，不能不说他有一种超人的能力。与其它感生神话不同的是，《史记》所载刘邦的感生神话中，他的父亲也参与其中：“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因此可以看出，太史公一方面怀疑刘邦感生，但同时，又有一些不

　　解，这也可以说是司马迁思想上的矛盾，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所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最后，司马迁把一些用人的理智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归结到天命上，表现了他对人的能力和对天命的认可与思考，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到：“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闲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熟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太史公认为刘邦本不该得天下，所以他认为是有天的帮助，“这种天，所给太史公的，不是董氏的敬畏，而是一个理智清明的人所不能不迷惘的类似原始森林样的幽暗世界”[4]。这也与周代以来，尊孔尚施、敬鬼神而远之的风气有关。天人感应在《史记》中有更多层面的描绘。如秦始皇时，十五年彗星四现，其后秦并六国，外攘四夷，张楚并起，三十年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造成了“死人如乱麻”的局面。彗星四现是一种征兆。汉朝将要兴起，“五星聚于东井”。吴楚七国叛乱，“彗星数丈”。彗星的出现和大事是息息相关的。据《孝经内记》载：“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所指其处大恶。彗在日旁，子欲杀父。”[1]因此，司马迁不可能随便记录彗星出没，彗星的出现已经预示了事情的发生。当然，还需指出的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司马迁对天有无意志的回答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带有浓厚的二元论色彩”[8]。司马迁对天命很多时候也持怀疑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天命的无奈与不解。四、神话与司马迁的德行思想司马迁的德行观在《史记》神话中也有反映。司马迁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主张温良恭谦，他记载那些贤君明臣都要表彰忠、孝、仁、义、礼、节、让等。如写舜时不但详细记录了舜父亲瞽叟和弟弟象对他的迫害，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舜做天子时对父亲的孝道和对弟弟的爱护，典型的以德报怨，突出了舜的孝心。这也是司马迁心

　　中的道德标准，与儒家思想比较一致。在写张良得兵书的事情时也是如此，重点描绘了张良的“礼”、“让”的品质。孔子在训斥子路时曾批评“其言不让”[9]，强调治国以礼。司马迁则通过生动传奇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来塑造形象，叙述历史，阐述思想。这大概是史学家与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司马迁在记录扁鹊得医书时也突出了他的礼、恭、谦等德行品质。“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1]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思想并大为推广，在这种氛围下，曾受学于董仲舒的司马迁也就自然受其影响。如司马迁认为妇女应该有妇礼：“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1]、“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1]。尧嫁二女在《尚书》中也有记载：“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5]司马迁为了表达他的思想，在《史记》中加入“如妇礼”。将历史与儒家德行教化思想有意融合，成为司马迁史学方法与思想的又一特色。《史记》中的神话传说不过百条，在《史记》中并不占有过重的分量。但作为特殊的史学建构，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多层面地体现与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神话传说，结合自然现象，是司马迁神话历史化的作为方式与史语，也成为以后修史、作史的方式之一。◁参考文献：[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6；2121；46；46；91；173；111；28；3；1700；100；102；30；30；145；147；1241；341；760；225；34-44；2035；2785；21；33.

　　[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1.1030.[3]冷德熙.《超越神话》——伪书政治神话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9.[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5；198.[5][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8.8；6；6.[6][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8.[7]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2.[8]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79.[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9.

　　

　　

篇十：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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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教学目的及要求

　　1、选读《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散文中的片段,分析其蕴涵的哲学思想。２、了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3、了解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体会中国经典的现实魅力。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经典。２、难点:经典与现实生活联系,消除文字障碍。

　　课程类型与理论课，讲授

　　教学方法

　　教学时数2

　　第二讲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

　　一、概述春秋战国时代,是新旧更替的时代,一方面新的萌芽已经产生，另一方面旧的东西

　　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在思想上既有的新的因素,也保留着旧的痕迹。１、、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1、天道与人事因为周天子虽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名号，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本来的权威。天上

　　的上帝，是人间帝王的反映,地上周天子的衰微，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周内史叔兴和郑国申繻说：“吉凶由人”、“妖由人兴”。郑子产讲：“天道远,人事迩，非所及也。”

　　天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上次讲过,讲义上也有,大家参考一下即可。

　　随着对宗教性的天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现实,使人们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

　　出现了老子和孔子。二、老子和《道德经》

　　(一)、老子其人、其书生卒年不可考,籍贯有楚国岩县(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陈国相人、宋国相人三说。书《道德经》，帛书是《德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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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时，黄老之学曾是统治思想,东汉时为老子建庙祭祀,三国南北朝时被奉为道教始祖,唐朝时被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元朝时道教盛行,明嘉靖皇帝信奉道教。

　　哲学思想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是至上权威,先天地而生。道生一,一是至等无偶,一生二，二是阴阳二气，二生三，三是均适状态。三生万物,各种各样的东西产生出来。这是朴素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对立和统一，也包含着客观事物的相互转化,物极必反，调和矛盾,以不变应万变。老子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政治主张主张无为而治，宣扬使民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其他方面兵法、阴谋

　　‫《ﻩ‬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晚年目睹周之衰，遂“去周隐居”。

　　‫ﻩ‬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因关令尹喜之请求而写下五千言《道德经》。(二）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本体论

　　（１)道的本原性与化生性。‫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ﻩ‬2）道的实在性与超感官性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3）道的运动规律性

　　“反者道之动”之“反”：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生转化；‫ﻩ‬事物的运动总是要回复到本初的状态。(三)老子“自然无为”的方法论

　　“无为”是《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概念。‫“ﻩ‬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自然”。‫“ﻩ‬无为”的方法论意义:

　　(1）在行动之初形成一种冷静的态度，“损之又损”，去掉那些干扰的因素。(2）在行事过程中更注意认识客观规律，以“百姓心为心”，公正地为民办事。（3）保持大海的胸怀和谦卑品质,像圣人那样,“以其病病”,不断走向完善境界。（四）老子“理身理国”的圣人论老子“自然无为”之道，目的是引导人们成为“圣人”。‫ﻩ‬老子圣人论的核心思想是塑造一种理想人格，其中包含着“理身理国”的基本精神。（五）关于老子哲学的缺点陈鼓应教授认为:‫(ﻩ‬1）“返本复初”思想浓厚，“有碍于事物的先前推展”；（2)循环论“会导致一种退缩的态度”；（3)忽略了“知”和“学”可以引人向上。‫（ﻩ‬4)忽略了主观能动性。‫（ﻩ‬5）理想国是不现实的。（6）“柔弱处下”的主张将会侵蚀人的奋发精神。三、庄周与《庄子》的哲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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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ﻩ‬庄周是老学的继承者,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在公元前355年至前275年。

　　‫《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庄子传》载:

　　‫ﻩ‬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慧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

　　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ﻩ‬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独不见郊祭之犀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

　　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浊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今存《庄子》一书凡三十三篇,大部分是庄周自著，一部分为其后学整理。

　　特点是基本以寓言故事暗示哲理。

　　‫(ﻩ‬１）庄子对老子“道论”的继承与发展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

　　而不为老。(《大宗师》)

　　“道”无所不在:

　　‫ﻩ‬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

　　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荑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

　　“何其愈甚耶?”曰：“在尿溺。”（《知北游》）

　　(２)庄子“万物齐一”与超越自我的神游境界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

　　一。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曰：狙公赋芋，曰朝三而幕四。众狙皆

　　怒，曰然则朝四而幕三,众狙皆悦。名实为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这是他物我齐同精神境界的写照。

　　‫（ﻩ‬３)庄子反对“独断”的认识论与相对主义

　　人的认识对象和能力是相对的，反映的是相对主义的认识方法与立场。

　　‫ﻩ‬在当时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阅读书目

　　１、《庄子·齐物论》等篇

　　‫ﻩ‬2、王明:《论老聃》,见《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ﻩ‬3、陈鼓应：《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见《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２年版

　　主要思考题

　　‫ﻩ‬1、从老子《道德经》的言辞可以发现他的什么思维特点?

　　２、试说明庄子是怎样继承老子的道论及其修养方法的。

　　四、儒家以仁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一）、儒家思想渊源

　　儒家的前身“盖出于司徒之官”。

　　‫ﻩ‬儒家重视“道统”。其思想体系的发端与传承脉络就是所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班固

　　《汉书·艺文志》说：

　　‫ﻩ‬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二)、孔子生平与哲学思想

　　《史记·孔子世家》：“天下君子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

　　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生平事迹

　　从《论语》等有关文献看，孔子善于知人善恶，且胸怀正义。据说孔子还特别喜欢音

　　乐与诗歌。他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

　　--

　　（二)孔子“仁道”学说

　　‫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

　　曰:朝闻道,夕死可也。

　　孔子“仁“学的内容：

　　1、亲亲观念;

　　２、爱人思想；

　　‫ﻩ‬3、杀身成仁;

　　‫ﻩ‬4、利国为仁；

　　‫ﻩ‬5、克己复礼为仁；

　　６、以恭、宽、信、敏、惠为要事。

　　（三)孔子“德政”思想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德政”思想的表现：

　　１、行为规正。因为北辰居中就是“正”。

　　２、免除内心的恶念头。

　　3、“正名分”。

　　4、孝是德政的路径

　　（四）孔子“祭教”理念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i)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的大体内容有：

　　1、祭祀与宗法制度相联系。

　　2、祭祀是通过天神的监督来控制人的行为。

　　3、祭祀要有心仪。

　　(五）孔子的天道与天命观念

　　孔子遇险于“匡”:

　　‫ﻩ‬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

　　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尚“天”：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

　　言。(《季氏》）

　　三、从孟子到荀子：先秦儒学的弘扬

　　师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之“受业子思之门人”。

　　《史记·孔子世家》谓：“伯鱼生及,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一)孟子及其哲学思想

　　(1)孟子的尽心、养气、知天论。

　　（2)孟子的尽心、养气、知天论。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3)孟子的性善论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四端”，它们是人与生

　　俱来的。

　　通过修养扩展“四端”就可以保持人的本性善良。

　　(4）孟子的仁政学说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

　　--

　　--

　　出以事其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

　　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政无敌。(《梁惠王》）

　　孟子对梁惠王谈了四件事情：

　　1、省刑罚,这与法治有关;

　　2‫、ﻩ‬薄税敛，这是属于财政问题;

　　‫ﻩ‬3、深耕易耨,这是属于经济建设;

　　‫ﻩ‬4、文化教育,以孝悌忠信为大要。

　　（二）荀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1)荀子的生平。

　　‫ﻩ‬荀子,名况,又称之孙卿，赵国人,生卒年不详。

　　‫《ﻩ‬荀子》是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的主要依据。

　　（2）荀子思想述要。

　　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

　　‫ﻩ‬天行有常的自然观

　　性恶论

　　“虚一而静”的认识论

　　四、先秦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ﻩ‬

　　首先，先秦儒家注重个人修养,对于当今社会造就理想人格是有借鉴意义的。

　　‫ﻩ‬

　　其次,先秦儒家主张经世致用、推崇教化,对于国民团结奋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

　　来说是有裨益的。

　　-－

　　--

　　

　　

篇十一：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现在这种三极之道后来被很多人发挥为天时地利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羁第二讲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一概述春秋战鞍国时代是新旧更替的时代一方面新的萌芽已经产生从另一方面旧的东西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在思想上既有的新的因素也保留着旧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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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总结

　　篇一：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中国古代哲学------群英荟萃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钱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国家不幸哲人幸”，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会更加突出。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都大抵如此。在“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纷纷出现，以群英荟萃之势莅临世间。为处于乱世之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也为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增添了一抹亮色。道，自我追求的至高境界。老子提----------------精选公文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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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无为”。但是庄子将老子的“无”发展到极至，也将老子的“无为”发展到极至。这个极至就是“至人”与“逍遥”。庄子著《逍遥游》。所谓“逍遥”，指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他认为，真正的逍遥是无待，是任其自然。所谓无待，就是无条件限制，无条件约束。他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应帝王》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了超越生死、物我两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到达这一境界，才是绝对的无待、无累，才是绝对的自由。至人是庄子的理想人格，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二者都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极端发展。

　　儒，积极入世的治世之学。从其思想来看，儒家哲学一直是主动、积极地为统治者指出为国之道。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精选公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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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这些主张在《论语》中是以孔子的口直接讲出来的，即使在统治者面前也不拐弯抹角。他恨不得自己就位于高位，快速直接地付诸行动，而不用再“累累如丧家之犬”地游走于各国之间，担忧着遭受迫害的同时又放不下理想，在君王面前费尽口舌。此外，孟子主张“仁政”，注重民本与教化的思想，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的礼乐思想，也无一不体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儒家的思想主要表达了一种协调社会关系以使之和谐的政治主张，其目的乃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稳，是积极的、入世的。

　　墨，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精选公文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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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法，依法治国的开创者。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精选公文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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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意义的。但是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法家的法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是不同的，法家的法治是建立在君主专制与个人独裁的基础上的，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法家代表的是地主阶级，法家的法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贯彻的是地主阶级的意志。而社会主义法治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中也包括被地主所压迫的农民。此二者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因此我们在借鉴法家的法治思想时万不可忽视这一点。

　　中医，一种从观察世界中所感知而得的哲学与一种自然医药经验的结合，如中国的医学，印度的吠咜医学，一种从观察世界中所感知而得的哲学与一种对自身的认识和感知的认识的结合，如中国的经络学，印度的喻咖等，是一种----------------精选公文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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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系统科学的观点看待所观注的对象的方法，中医和吠咜都是以系统的，相关联的，互相平衡的观点来理解一个系统，或具体的说是我们的身体，并且与经验的生存知识进行结合，例如：对草药的认知，对经络的认知，对平衡的认知，对生命的认知，对解剖学的认知。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古代先人智慧的总结与升华，他们不仅关系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如：医者，手工业者，统治者······这些亘古卓今的智慧被时代汇聚到一起，他们能推动的不仅仅有过去，还有未来······

　　篇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第二讲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一、概述春秋战国时代，是新旧更替的时代，一方面新的萌芽已经产生，另一方面旧的东西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在思想上既有的新的因素，也保留着旧的痕迹。----------------精选公文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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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

　　1、天道与人事因为周天子虽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名号，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本来的权威。天上的上帝，是人间帝王的反映，地上周天子的衰微，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周内史叔兴和郑国申繻说：“吉凶由人”、“妖由人兴”。郑子产讲：“天道远，人事迩，非所及也。”天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上次讲过，讲义上也有，大家参考一下即可。随着对宗教性的天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现实，使人们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出现了老子和孔子。二、老子和《道德经》（一）、老子其人、其书生卒年不可考，籍贯有楚国岩县（河----------------精选公文范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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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陈国相人、宋国相人三说。书《道德经》，帛书是《德道经》。

　　西汉时，黄老之学曾是统治思想，东汉时为老子建庙祭祀，三国南北朝时被奉为道教始祖，唐朝时被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元朝时道教盛行，明嘉靖皇帝信奉道教。

　　哲学思想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是至上权威，先天地而生。道生一，一是至等无偶，一生二，二是阴阳二气，二生三，三是均适状态。三生万物，各种各样的东西产生出来。这是朴素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对立和统一，也包含着客观事物的相互转化，物极必反，调和矛盾，以不变应万变。老子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政治主张主张无为而治，宣扬使民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精选公文范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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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方面兵法、阴谋《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晚年目睹周之衰，遂“去周隐居”。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因关令尹喜之请求而写下五千言《道德经》。（二）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本体论（1）道的本原性与化生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2）道的实在性与超感官性“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选公文范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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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道的运动规律性“反者道之动”之“反”：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生转化；事物的运动总是要回复到本初的状态。（三）老子“自然无为”的方法论“无为”是《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概念。“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自然”。“无为”的方法论意义：（1）在行动之初形成一种冷静的态度，“损之又损”，去掉那些干扰的因素。（2）在行事过程中更注意认识客观规律，以“百姓心为心”，公正地为民办事。（3）保持大海的胸怀和谦卑品质，像圣人那样，“以其病病”，不断走向完善境界。（四）老子“理身理国”的圣人论老子“自然无为”之道，目的是引导人们成为“圣人”。----------------精选公文范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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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圣人论的核心思想是塑造一种理想人格，其中包含着“理身理国”的基本精神。

　　（五）关于老子哲学的缺点陈鼓应教授认为：（1）“返本复初”思想浓厚，“有碍于事物的先前推展”；（2）循环论“会导致一种退缩的态度”；（3）忽略了“知”和“学”可以引人向上。（4）忽略了主观能动性。（5）理想国是不现实的。（6）“柔弱处下”的主张将会侵蚀人的奋发精神。三、庄周与《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周是老学的继承者，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在公元前355年至前275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庄子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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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慧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犀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浊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今存《庄子》一书凡三十三篇，大部分是庄周自著，一部分为其后学整理。

　　特点是基本以寓言故事暗示哲理。（1）庄子对老子“道论”的继承与发展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精选公文范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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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道”无所不在: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

　　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荑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尿溺。”（《知北游》）

　　（2）庄子”万物齐一”与超越自我的神游境界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曰：狙公赋芋，曰朝三而幕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幕三，众狙皆悦。名实为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他物我齐同精神境界的写照。（3）庄子反对“独断”的认识论与相对主义人的认识对象和能力是相对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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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的是相对主义的认识方法与立场。在当时有解放思想的作用。阅读书目1、《庄子·齐物论》等篇2、王明：《论老聃》，见《道家与道

　　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陈鼓应：《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见《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主要思考题1、从老子《道德经》的言辞可以发现他的什么思维特点？2、试说明庄子是怎样继承老子的道论及其修养方法的。四、儒家以仁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一）、儒家思想渊源儒家的前身“盖出于司徒之官”。儒家重视“道统”。其思想体系的发端与传承脉络就是所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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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二）、孔子生平与哲学思想《史记·孔子世家》：“天下君子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生平事迹从《论语》等有关文献看，孔子善于知人善恶，且胸怀正义。据说孔子还特别喜欢音乐与诗歌。他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二）孔子“仁道”学说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精选公文范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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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仁“学的内容：1、亲亲观念；2、爱人思想；3、杀身成仁；4、利国为仁；5、克己复礼为仁；6、以恭、宽、信、敏、惠为要事。（三）孔子“德政”思想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德政”思想的表现：1、行为规正。因为北辰居中就是“正”。2、免除内心的恶念头。3、“正名分”。4、孝是德政的路径（四）孔子“祭教”理念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i）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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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的大体内容有：1、祭祀与宗法制度相联系。2、祭祀是通过天神的监督来控制人的行为。3、祭祀要有心仪。（五）孔子的天道与天命观念孔子遇险于“匡”：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尚“天”：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三、从孟子到荀子：先秦儒学的弘扬师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之“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孔子世家》谓：“伯鱼生及，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精选公文范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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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孟子及其哲学思想（1）孟子的尽心、养气、知天论。（2）孟子的尽心、养气、知天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3）孟子的性善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四端”，它们是人与生俱来的。通过修养扩展“四端”就可以保持人的本性善良。（4）孟子的仁政学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政无敌。（《梁惠王》）----------------精选公文范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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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对梁惠王谈了四件事情：1、省刑罚，这与法治有关；2、薄税敛，这是属于财政问题；3、深耕易耨，这是属于经济建设；4、文化教育，以孝悌忠信为大要。（二）荀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改造（1）荀子的生平。荀子，名况，又称之孙卿，赵国人，生卒年不详。《荀子》是我们研究他的思想的主要依据。（2）荀子思想述要。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天行有常的自然观性恶论“虚一而静”的认识论四、先秦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首先，先秦儒家注重个人修养，对于当今社会造就理想人格是有借鉴意义的。其次，先秦儒家主张经世致用、推崇教化，对于国民团结奋进以建设繁----------------精选公文范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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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富强的篇三：第二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

　　形成第三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中国传统哲学（24学时）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各派哲学及其思

　　维成果，了解儒、道、释诸家的发展历程、主要观点、基本趋向及其精华所在，进而从整体上把握古代哲人的思想智慧，注意吸取时至今日仍然有用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

　　教学内容：一、?百家争鸣?形成的背景从周平王迁都（公元前722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原（公元前221年）这500多年间，习惯上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公元前476年以前为春秋时期，这段时期同孔子所编的鲁国史书《春秋》的时间大体上差不多。公元前475年到秦统一中国为战国时期。在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精选公文范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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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发生大小战220余次，因此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就是在这动荡与变革的时期，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有关专家总结了中国历史，发现动荡与变革时期，是人们的精神发生变化的时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为各门艺术提供最佳素材的时期。因此动荡出文学，动荡出艺术，动荡出辉煌的文化似乎成了一个规律，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夏金元时期都曾产生了辉煌的文化。而安逸、舒适的生活可能意味着思想的僵化，文学和艺术的衰退，文化的堕落。我们在这里称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文化史家借用了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当时诸子百家创造的各个学派，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国民族文化从此大致确立了。主要依据有（1）在社会生产力上，由青铜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2）在民族方----------------精选公文范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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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族。（3）在文化上进入了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哲学思想尤为活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什么能达到中国文化的颠峰状态，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社会大变革，为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由于

　　战争不断，在战争中衰败的诸侯大臣们，他们畜养的家庭文人乐

　　师流落四方，促使了学术下移，形成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

　　四夷?的转变。因而形成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

　　广收门徒，互相争辨成为可能。第二，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使士阶层迅速崛起。士阶层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生活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从此形成。在周代，统治者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精选公文范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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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士，士是处于最低层的统治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再加上诸侯争霸，渴求人才，养士之风大盛，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战国?四君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在当时都是以培养贤士，用人所长而闻名。

　　第三，激烈的兼并战争，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在相互兼并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传播和影响，各种不同的新文化应运而生。

　　第四，竟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观念。学术环境活泼浓厚，滋养了不同的文化学派。

　　第五，宫廷文化官员周游列国，走向民间，推动了私人学术集团的兴起。也进一步促进了当时诸子峰起，学派林立的局面。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原因，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二、儒墨显学----------------精选公文范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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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诸子百家，?诸?是指各个；?子?是对?士?的尊称，百家是指学派林立的现象。西汉司马谈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刘歆又补充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形成了十家有影响的学派。各学派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特征，我们主要介绍其中最有影响的四家。

　　（一）儒家1、孔子生平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家世: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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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与颜徵在婚，生孔子。

　　孔子生平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精选公文范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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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

　　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精选公文范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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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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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精选公文范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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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2、孔子思想内容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仁?、?礼?、?中----------------精选公文范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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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弟子辑录而成的《论语》一书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是研究孔子及原始儒家思想的最直接也最可信的资料。

　　（1）?仁??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以前已有?仁?的概念，但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孔子的?仁?，其内容有四个含义，一曰?仁者，人也。?认为?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二曰?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三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仁?治天----------------精选公文范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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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象尧舜一样?南面而己。?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他又提出?道（治理）千乘之国?的基本原则，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他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之力。他称颂?殷有三仁焉?，指的就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他们都强烈反对殷纣王的暴政（《微子》）。子张问?仁?，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精选公文范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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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五者的出发点，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四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他倡导以?孝悌?为基础的伦理观念，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甚至?仁?的精神也渗透到他的教育思想当中，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指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孔子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精选公文范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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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这是初步贯彻?仁?的精神的社会。

　　（2）?礼??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还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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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他曾感叹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当林放问礼之本时，他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精选公文范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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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精选公文范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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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孔子崇奉、维护周礼，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根据情况变化，对周礼有所损益。如周代的礼帽是用麻料做的，可是后来大家都用丝料做，对于这种改变，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按照周礼规定，童子死后，只能以简单的?殇?礼来办丧事。可是鲁国的童子汪，死在抗击齐国入侵的战场上，因他大有功于国家，人们不愿用?殇?礼葬他。当问及孔子时，孔子回答:?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礼记〃檀弓下》）

　　（3）?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精选公文范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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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就是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这----------------精选公文范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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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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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不是仅仅这样，他认识到人民力量对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还肯定了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扬革命行动。司马迁所谓的“革命”，也就是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汉代景帝时发生过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进行的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弑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由此可以知道“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而且发扬了汤、武革命的观点，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也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歌颂反暴精神的。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锄强扶弱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马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二、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总观《史记》可以看出，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都是“因循为用”的；所抨击的暴君污吏反都是“多欲滋事”的。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帝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家破亡。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来源于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同老庄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子》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政治内容分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低在世时已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是他顺民之俗，“承蔽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司马迁在《平淮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铢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可见无事、无言就是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平淮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察觉了。所以《平淮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谕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请看司马迁的批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币制搜刮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而言，并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为政治的依恋和向往。在《淮阴侯列传》里，论及韩信的结局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食血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项羽本纪》里，论及项羽曾所向披靡，最后却走向覆败时，则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三、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昕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司马迁在论述国家的兴败存亡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时，认为天下一统是必然的趋势，任何人都难

　　以阻遏。如在《魏世家》里，评及大梁墟中人语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日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易益乎!”这里“天方令秦平海内”，并非借天命来解释秦的统一，而是对秦统一的一种夸奖！这一点，只要再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就清楚了:“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日：‘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天命所归，而且认为秦的统一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陈余、魏豹、天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因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安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高帝大封同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合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治观都是进步的。

　　四、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

　　众所周知，《史记》记载了大量的预言、卜筮、相术与梦异等宣扬天命的事件。如《秦本纪》载帝舜预言秦祖大费“尔后嗣将大出。《封禅书》载秦献公时周太史儋预言：”“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魏世家》载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这些预言和卜筮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又如《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后来果然如此“，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吴’。王刘濞列传》则更是邪乎，刘濞受封拜印后，刘邦观其相貌乃造反之相，很后悔，又不好反悔，于是抚其背而告诫：“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邦似乎成了高超的相术大师。宣扬天命的记载多的数不胜数。当然，也有不少材料似乎说明司马迁是否定天命的。如在《史记》史料处理中，司马迁常常将前代文献所载天命事例删削。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晋伐虢之事。战前晋侯请卜偃卜筮战争前景。问卜偃：“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祕祕，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预测晋国战争必胜，且将于十二月丙子朔灭掉对手。到了这一天，晋国果然灭了虢国。《左传》鲁僖公十五年载秦晋之战，亦相当神奇。战前，秦国徒父卜筮秦国大吉，但秦人刚渡河即陷入困境，秦穆公责备卜筮者，卜筮者对曰：“乃大吉也，曰三败必获晋君。”结果“三败及晋”，果真“获晋侯以归。《左”传》鲁僖公三十二年载“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后来秦师果然出击郑，晋师伏击，大获全胜。’《史记》在记载此事时，将柩有声如牛和卜偃之预言删去。《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史记》中的叙述是：”“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薨。”全部删掉了《左传》中的神话成份。在《史记》中，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记载也不少。从司马迁所记大量天命事例来看，我们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天命论者。既然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那怎样解释《史记》中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言论和事例呢？其实从人事上寻找原因并不等于怀疑甚至否定天命，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天命论者也并非事事皆归于天命，一般来说，在探寻事件的因果关系时，首先还是立足人事，只有在他们看来人事不能给出答案时，才从天命找原因。所以，据此得出司马迁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次，司马迁认为天命并非无处不在，而只是关涉重大事件，因而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著述中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事例。司马迁在论及星占时批评人们将占卜琐碎化，小事也占卜，所谓“家占物怪，以合时应”甚或占验“凌杂米盐”。在他看来只有重大事件，如王朝的兴衰、人的命运这样的情况才需用天命观进行解释。这种认识可能来自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家的主张时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种认’识不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自然对人的影响，而是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缩小天人相涉的范围，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文献所载的一些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这种删削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怀疑天命的表现。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同时他也不否定人的作用。这在司马迁时期，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1】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版.【3】李昌宪.司马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7】刘炳福.司马迁的政治思想[M].学术月刊,1963年第十一期.【8】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J].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9】邓晋东.论司马迁的政治观[J].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10】杨青.《史记》的政治史性质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1月.

　　

　　

篇十三：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4同情人民的正义反抗1歌颂秦末农民的起义对陈涉吴广掀起灭秦的浪潮推动历史的进程列入世家和诸侯并列2塑造项羽勇猛灭秦的英雄形象并为其写本纪和帝王并称充分表现作者卓越的思想见解呵救世济民的热情

　　论述《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一、思想内容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

　　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具体表现为：1、暴露统治者的丑恶形象（1）对暴君甚至汉朝的皇帝加以口诛笔伐，揭露刘邦不事劳动、嗜酒贪色、虚伪呵权诈的流氓相。揭示塌为了建树个人的封建政权，不惜牺牲至亲的自私残忍行为。（2）汉武帝的崇信鬼神、执迷、幼稚到荒诞可笑的程度。2、刻画暴官酷吏的凶恶脸谱（1）十个酷吏中有九个就是汉武帝的宠臣，他们残酷横暴、肆无忌惮，有的一日“杀四百余人”“流血十余里”（2）作者批评他们”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暴露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3、对统治阶层内部的尖锐矛盾予以无情揭露（1）吕后邦宠妾戚夫人当成“人（猪〕”（2）武安侯的仗势卖官纳贿，营私舞弊陷害异己等等。4、同情人民的正义反抗（1）歌颂秦末农民的起义，对陈涉、吴广掀起灭秦的浪潮，推动历史的进程，列入“世家”和诸侯并列

　　(2)塑造项羽勇猛灭秦的英雄形象，并为其写“本纪”和帝王并称，充分表现作者卓越的思想见解呵救世济民的热情。5、对下层人物的游侠之士予以一定评价

　　歌颂讲信用、勇敢、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如郭解、荆轲等，表达封建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6、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阑相如列传》中歌颂阑相如勇敢机智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2）通过爱国英雄的言行举止，表露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问题，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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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记》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几个人物特点：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

　　二、艺术成就《史记》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古代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传文

　　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

　　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

　　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

　　《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史记》的艺术成就可以概括我以下几点：1、人物形象鲜明饱满

　　作者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的主要事件，灵巧地通过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例如“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但少谋略等。2、善于组织材料

　　作者在描写中善于使事件和人物互相穿插、补充，全面和集中的反映史实，又便于刻画人物。例如“淮阴侯列传”里，项羽的缺点和错误陪衬勒韩信出众的才能。3、语言运用的创造性

　　作者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例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它词汇丰富、用词准确生动，叙事有概括，写人性格化。《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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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四：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国粹中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由古至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名流学者阅读和研究史记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不是仅仅这样，他认识到人民力量对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还肯定了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扬革命行动。司马迁所谓的“革命”，也就是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汉代景帝时发生过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进行的关于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弑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由此可以知道“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而且发扬了汤、武革命的观点，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也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歌颂反暴精神的。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锄强扶弱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马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二、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总观《史记》可以看出，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都是“因循为用”的；所抨击的暴君污吏反都是“多欲滋事”的。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帝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家破亡。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来源于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同老庄之道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子》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政治内容分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低在世时已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是他顺民之俗，“承蔽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司马迁在《平淮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铢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可见无事、无言就是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平淮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察觉了。所以《平淮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谕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请看司马迁的批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币制搜刮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而言，并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为政治的依恋和向往。在《淮阴侯列传》里，论及韩信的结局时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食血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项羽本纪》里，论及项羽曾所向披靡，最后却走向覆败时，则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三、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昕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司马迁在论述国家的兴败存亡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时，认为天下一统是必然的趋势，任何人都难

　　以阻遏。如在《魏世家》里，评及大梁墟中人语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日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易益乎!”这里“天方令秦平海内”，并非借天命来解释秦的统一，而是对秦统一的一种夸奖！这一点，只要再参看《史记·六国年表·序》就清楚了:“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日：‘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天命所归，而且认为秦的统一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陈余、魏豹、天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因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安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高帝大封同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合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治观都是进步的。

　　四、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

　　众所周知，《史记》记载了大量的预言、卜筮、相术与梦异等宣扬天命的事件。如《秦本纪》载帝舜预言秦祖大费“尔后嗣将大出。《封禅书》载秦献公时周太史儋预言：”“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魏世家》载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这些预言和卜筮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又如《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后来果然如此“，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吴’。王刘濞列传》则更是邪乎，刘濞受封拜印后，刘邦观其相貌乃造反之相，很后悔，又不好反悔，于是抚其背而告诫：“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邦似乎成了高超的相术大师。宣扬天命的记载多的数不胜数。当然，也有不少材料似乎说明司马迁是否定天命的。如在《史记》史料处理中，司马迁常常将前代文献所载天命事例删削。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晋伐虢之事。战前晋侯请卜偃卜筮战争前景。问卜偃：“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祕祕，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预测晋国战争必胜，且将于十二月丙子朔灭掉对手。到了这一天，晋国果然灭了虢国。《左传》鲁僖公十五年载秦晋之战，亦相当神奇。战前，秦国徒父卜筮秦国大吉，但秦人刚渡河即陷入困境，秦穆公责备卜筮者，卜筮者对曰：“乃大吉也，曰三败必获晋君。”结果“三败及晋”，果真“获晋侯以归。《左”传》鲁僖公三十二年载“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后来秦师果然出击郑，晋师伏击，大获全胜。’《史记》在记载此事时，将柩有声如牛和卜偃之预言删去。《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史记》中的叙述是：”“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薨。”全部删掉了《左传》中的神话成份。在《史记》中，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记载也不少。从司马迁所记大量天命事例来看，我们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天命论者。既然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那怎样解释《史记》中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言论和事例呢？其实从人事上寻找原因并不等于怀疑甚至否定天命，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天命论者也并非事事皆归于天命，一般来说，在探寻事件的因果关系时，首先还是立足人事，只有在他们看来人事不能给出答案时，才从天命找原因。所以，据此得出司马迁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次，司马迁认为天命并非无处不在，而只是关涉重大事件，因而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著述中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事例。司马迁在论及星占时批评人们将占卜琐碎化，小事也占卜，所谓“家占物怪，以合时应”甚或占验“凌杂米盐”。在他看来只有重大事件，如王朝的兴衰、人的命运这样的情况才需用天命观进行解释。这种认识可能来自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家的主张时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种认’识不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自然对人的影响，而是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缩小天人相涉的范围，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照录前代文献所载的一些用天命观解释的非重大事件。这种删削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怀疑天命的表现。第三，司马迁认为天命对人事的干预并不完全按照道德原则运作，所谓天道幽隐，很多事件非常人能理解，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司马迁删掉很多不符合道德原则而又被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天命事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是一个天命论者，同时他也不否定人的作用。这在司马迁时期，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1】历史研究编辑部.司马迁〈史记〉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版.【3】李昌宪.司马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7】刘炳福.司马迁的政治思想[M].学术月刊,1963年第十一期.【8】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J].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9】邓晋东.论司马迁的政治观[J].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10】杨青.《史记》的政治史性质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J].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1月.

　　

　　

篇十五：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史记》读书笔记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西汉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幼年耕读于故里。十九岁时家徙茂陵，到京师长安。二十岁时游大江南北，考察风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二十八岁，入仕为郎中。汉武帝元鼎六年春正月为郎中将，奉使西南夷设郡置吏。元封三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获得了有利的修史条件。天汉三年，为李陵降匈奴事辩解而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当轻生之念萌生，司马迁耳边就回响起父亲临终时的遗教，以及自己发愿完成一代大典的决心；同时眼前浮现了一幅幅古人发愤著述的画面。自古以来，权贵富人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受李陵之祸，司马迁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发愤撰述。出狱后任中书令，虽任尊宠之职而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司马迁自题其书曰《太史公书》，东汉末通称《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的《史记》，记载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生平，以及炎黄合体、诸侯宾从，开创了民族融合、安定一统的上古治世，此后全世界华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炎黄子孙”，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创作了这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不仅用独特的笔触描摹着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的历史，更用“不虚美、不隐恶”的朴素唯物史观，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哪怕没有读过《史记》，也一定听过完璧归赵、卧薪尝胆、负荆请罪、毛遂自荐、鸿鹄之志、霸王别姬、破釜沉舟、约法三章等一系列出自《史记》的著名典故。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刺客游侠、贩夫走卒……《史记》溯源千古，饱含了滋养后世的社会认知和人生哲理，若说《史记》在华夏儿女的心灵深处镌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共同记忆，毫不夸张。《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首篇为《五帝本纪》，《五帝本纪》中第一个写的就是黄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把中华民族的源头追溯到黄帝，还首创民族史传，写下《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等篇目，把各民族都视为黄帝子孙，这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修史观念，其内核正是多元包容的大一统思想。《史记》内容丰富，贯通古今，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用五十二万多字，写了三千年历史。文字简练而知识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史学和文学价值都达到了高峰，是人人必读的一部奇书，一部国学根柢之书。《史记》的结构，是司马迁精心创建的一个人工系统工程，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史记》由五体构成：一、本纪十二篇；二、表十篇；三、书八篇；四、世家三十篇；五、列传七十篇，总计一百三十篇。五体，名称不同，写作方法也不同。记载的内容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系统。本纪提纲挈领记载国家大事，以王朝和皇帝为中心内容，记事按年月排列。

　　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按专题内容从古到今叙述源和流，形成贯通的历史。世家与本纪一样按年月编年记事，只是对象为列国诸侯。列传是人物传记，着重写人的言行，或历史事件，生动精彩，最有文学性。表是联系纪、传的桥梁，它把众多的史事与几千个人物，用简明的表排列起来，勾画历史发展的线索，反映历史阶段的递进，是十分精细的创作。

　　《史记》五体内容，都以人为中心写历史，把从古到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活动勾画出来。其中既有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也有士农工商、医卜游侠以及各色市井小民，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与生活都写进去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这样丰富的内容，由于体例完备，即五体的分类记载，因而十分有条理。

　　《史记》要在结构上把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出来，所以五体以及各体的篇数都包含有哲学义理。司马迁时代盛行五行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火、水、土五种元素组成，人间社会历史也表现为五德终始循环。五德终始指改朝换代，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克，就是战胜的意思。例如周为火德，秦朝得水德，所以秦代周。汉朝得到土德，因此汉朝取代了秦朝。当然，这是一套唯心主义哲学，古代不懂阶级斗争，用这种办法来解释改朝换代。

　　司马迁认为世间一切都在“变”，应该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兴衰治乱的规律，所以司马迁不守旧、不循古。他对古今关系的处理是详今略古，认为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应当总结，目的是以古为鉴，着眼现世和未来。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成一家之言”，即在叙述历史中，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司马迁的一种创新。

　　从写人的文学角度看，《史记》创造了各色人物的专传、合传、类传，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阅读《史记》，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可从中找到对照的镜子。不仅增长知识，增长智慧，还能提高修养，使自己的品德更趋于完善。

　　《史记》语言，精妙无比，还采用许多俚语俗谚，寄寓平凡的真理，启迪人的智慧。如赞美人才济济，越多越好，司马迁说道：“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刘敬叔孙通列传》）意思是说，贵重的狐皮袍，不是一张狐皮制成的；高大的亭台楼阁，不是一根木材建成的；夏商周三代太平盛世，不是一个人治理好的。司马迁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王翦列传》）讲一个人不要贪利，说“利令智昏”，用今语说就是“见利会使人头脑发昏”。讲吸取教训，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殷本纪》）意思是说，用水作镜子只能看清自己的面容，要以人为镜子才可以知道吉凶祸福。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体大思精，因而熔铸在其中的思想体系，也是宏阔而博大的。例如其中的天人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战争观、民族观、道德观、人才观等，都体现了司马迁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因为司马迁述史要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班固在其所著《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说：“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

　　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做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管晏列传》是司马迁为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晏婴所写的合传。写管仲时，司马迁对其政治业绩轻描淡写，而着意选取了“管鲍之交”这一轶事。

　　《史记》中杰出人才的谦让品质十分突出，让人深受感染。在《吴太伯世家》中，周太王的儿子吴太伯，为了避让王位，宁可远走荆蛮（荆楚土著）并随其纹身剪发，以免再被重用。相比父子兄弟争位相残的斗争，他的谦让太难能可贵了。因而太史公借孔子的话称赞他：“太伯可谓至德矣。”这种谦让的美德，使得太史公也情不自禁赞道：“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君子坦荡荡，这是一个人品质的最高境界，至今亦不过时。

　　虽然推崇忠孝仁义，但司马迁却又是绝不支持盲从与愚忠愚孝的。如他在《卫康叔世家》中提到卫宣公的太子因女人而被害，弟弟与太子争着去死，让他想起了晋太子申生的悲剧，父子间的残杀和兄弟间的毁灭，使得太史公仰天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和诘问：“亦独何哉？”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里，太史公不溢美，不苛求，秉笔直书百样人。梁启超说它是中国通史之创始者。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何为“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史记》里，借用董仲舒写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和目的，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标准，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司马迁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有责任和权力用笔指出，在天子之上有更高的权威，那便是“以达王事而已矣”。斥责天子、贬抑诸侯、声讨大夫，不过是为了阐明王道罢了。这就叫做一家之言，而不能人云亦云。何为“通古今之变”?这指的是，在时间长河中，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还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进行交易。这类集体的行为，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必然有一种特别的模式，我们掌握之后，不管是看待古人还是分析今人，都能够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眼光。《史记》中“世家”记载的是贵族和诸侯王们的历史。贵族的身份与周代建立的封建制度有关，依照对于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换作一般人写“世家”，一定是从周公开始讲起，但《史记》偏偏从《吴太伯世家》写起。吴太伯是太公的儿子，他知道四弟季历比自己的能力强，更适合把周朝文化和封地发扬光大，他就带着三弟离开了周原，把权力让给了更合适的人。司马迁想通过这个故事传递一个信息：人面对权力时，最高贵的态度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让渡权力，把权力给到更值得拥有的人，这是一种美德。此外，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很多君王之侧的人。这类人本身不是掌权者，却极力讨好、谄媚国君，觊觎权力；他们的人格跟吴太伯正好相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酷吏。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多次谈到一个关键词：“上以为能”。皇帝觉得他们很有能力，这里的皇帝指的是司马迁所在时代的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容易表现出好恶的人，他喜欢听人赞美他，喜欢别人揣测他的想法，并且在不需要他出面和发言的情况下，帮助他整肃不喜欢的人。何为“究天人之际”?“天”是庞大的、集体的和外在的背景与力量，比如说命运，这是个人没有

　　办法转移的，这些因素不是司马迁要探索或记载的。司马迁要记录的是人，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如何承担责任。

　　《本纪》记载的是最高权力者的故事和历史，司马迁却偏偏没按朝代更迭表上的次序来写。秦是被汉灭亡的吗？司马迁认为，灭秦的是“西楚霸王”项羽，不应在历史上抹掉项羽的贡献。汉高祖的成就是打败了楚，建立了汉朝。因此，他写完《秦始皇本纪》之后写的是《项羽本纪》，然后才是《高祖本纪》。为什么项羽会败给刘邦？司马迁有非常清楚的评断。跟汉高祖刘邦相比，项羽的天资非常好，他是天之骄子、楚国之后。项羽败走垓下，在乌江边仰天长叹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项羽给自己的评价和安慰：不是我打不赢刘邦，是上天要亡我。但司马迁对这句话持批判态度。他在《史记》里一步步追溯了项羽犯下的错误：六国时代已经结束，项羽却没有意识到要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等他打进咸阳城之后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比如不遵守诺言、不会用人等等，从而导致了在楚汉相争中，最终是刘邦取得了胜利。

　　在司马迁看来，作为一个史学家要有书写和声张历史的责任，必须给予历史人物以公允的评断。在我看来，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不止于精彩的文辞和令人称叹的人物故事，也不止于用52万字撰写一部从远古文明到其所处时代社会通史的雄心壮志，他的史学观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超越我们一般的观念。他希望整理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往前能够追索到的所有的人类经验，从而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司马迁如此独特，以至于我们要了解中国史学的精神，一定要回到司马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体会何为历史？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在回答这些问题上，司马迁似乎比后来的中国史家都更勇敢、更负责、更深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甚至没有人能够追随或者超越司马迁，这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篇十六：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12-1班

　　王煜曼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

　　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

　　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

　　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

　　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

　　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

　　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

　　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

　　“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

　　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

　　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

　　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

　　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

　　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

　　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

　　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

　　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

　　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

　　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

　　《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

　　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

　　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

　　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

　　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

　　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

　　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

　　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

　　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

　　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

　　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

　　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

　　（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

　　（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

　　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篇十七：论《史记》中的哲学思想内容

　千古之绝唱—史记

　　—《史记》读书报告

　　摘要：司马迁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他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历史传承的先锋者。而史记同样作为我国的名著之一，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学地位。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历史传承

　　一.司马迁的生平与思想及其对史记的影响1.生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时期的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思想（一）经济思想

　　他的经济思想中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二）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

　　以商鞅便饭为例：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三）学术思想

　　司马迁为《史记》制定了“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标准。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涉及到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1）天人思想（2）司马迁与史官文化及历史研究（3）司马迁与西汉政治（4）司马迁与阴阳五行说

　　（5）司马迁与经学（6）司马迁的帝王史与帝王批判3．对史记的影响

　　史记之所以能一直流传千史，在我看来，一部分是司马迁的文学素养及历史洞察力早就了它，另一很大部分是司马迁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在面对残酷的刑罚，他依旧不放弃。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史记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它所承载的是卓绝千史的不屈服于强辱的悲鸣，是坚持自己责任的不卑不亢。二．关于史记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对于创作史记的灵感与动机，不仅仅是出于承载历史的目的，更为深层次的是对于一种精神的诠释和发扬。三．史记各方面的艺术性1.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性

　　《史记》的文学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描写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其中一部分具有典型性。这些历史人物形象，不仅凝聚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其精髓主要有以下几点：（1）把握性格，精选材料（2）选取人物一生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大事（3）《史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特征，也不排斥小事2.叙事增势的艺术性

　　司马迁叙事增饰的离超表现在他菩于凭虑想象,拟事代言,落补遭化上。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和惊心动魄的楚汉纷争年代还不远,但时间的推移足以使许多真人真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演变成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司马迁为了创作《史记》,从二十岁起不止一次地到各地游历探访,获得了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他知道这些材料真假混杂,虚实相伴,对其一概相弃未免可惜,而和盘托出又不成体统。运笔时,他丫牢抓住事件的实处,然后凭实构虚,运实入虚,以虚补实,发挥合理的艺术想象,扩张或补足，最终形成了其独有的艺术性。3.抒情性

　　司马迁在已经开始创作《史记》的时候，因为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受宫刑，在遭受宫刑之后摆脱了对统治者乃至整个世俗的媚俗的姿

　　态，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批判更为尖锐。在历代圣贤受挫后奋发有为的思想的激励下，司马迁满腔的悲愤喷薄而出，深深地融入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虽然司马迁创作《史记》有“发愤著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抒发个人的穷愁恩怨，而更多的是当他个人遭受厄运时，他对善恶天命观和人类社会理想关注和思索，他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同整个专制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苦难联系了起来。4.悲剧性

　　《史记》中，其中以对悲剧人物的描绘最为突出，这些悲剧人物的辉煌业绩，精彩人生以及后来的不幸遭遇，也真实地反映了司马迁以前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英勇奋斗、敢于抗争、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美德。而最关键的是看这些悲剧人物在惊涛骇浪面前是否勇敢地搏击风浪，在人生道路上是否曾披荆斩棘，不畏惧不害怕，誓死奋力拼搏抗争。倘若如此，即使结局悲惨，也别有一番壮烈情怀，也才称得上是悲剧。四．史记传承与未来1.《史记》思想与先秦诸子的联系(1)司马迁与《史记》儒道互补的形成

　　司马迁思想中以儒家为主体的部分，迁以思想家的睿智、史学家的宏观、文学家的敏感，在批判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将二者融合互补，他的“一家之言”既源于儒道，又高于儒道。(2)《史记》儒道互补的政治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发扬大一统精神，排斥小国寡民理想，维护进步统一，反对分裂倒退；推崇无为而治，摒弃繁文缛礼；融合儒道的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的酷吏政治。(3)《史记》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的哲学思想体现为：吸收道家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根基为朴素唯物主义；融合儒道两家的人生哲理精义，形成进步的人生观和生死观。2.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

　　（1）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2）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3）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

　　（4）《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

　　五．读《项羽本纪》的感想

　　看了《项羽本纪》，心中有一丝感动也有一丝悲愤。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觉得刘邦、韩信等只是这乱世的配角。在钜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

　　江东的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面对危难，置之死地而后生。四面楚歌，重重之围，项羽在诸侯的眼皮下率众突围，也只有项羽才有这份胆气。乌江自刎，项羽抛开属于他的一切——天下、美人、骏马。战神一般的人便如此躺在乌江岸边，他的血流进乌江，让这江水有了灵魂，江水的咆哮，掀起的白涛，冲去了夕阳下的最后的残戈。舍生取义是项羽离开乱世的方式，自负毁了一切是项羽留下的警示。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总之，史记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冲击，还有精神上的震撼和鼓舞。这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8。2、刘纲纪、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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