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12篇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分析 作者：王敏来源：《乡村科技》2018年第25期 ［摘要］社区自治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12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分析
作者：王敏来源：《乡村科技》2018年第25期
［摘要］社区自治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基于共同利益或解决公共事务的现实需要而自愿组成的一种联合体，是社区自治的重要力量。随着治理重心的下沉，社区自治组织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凸显。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效果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试图将新型农村社区引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深入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重点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社区功能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909（2018）25-1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细胞和单元，也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建设与管理的重点，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的桥梁与纽带。随着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实施，使得农村社区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农村社区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明确新型农村社区在推进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更好更快发展。
1社区与社会治理创新
1.1社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的基础关系
所谓社区，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某种共同需要或偏好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其既是人们聚集生活、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稳定场域，也是辖区内社会成员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场所。按照人口聚集程度和职业构成的不同，社区通常可以划分为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乡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的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社区。新型农村社区是指以农民集中居住为代表的，对经济社会进行组织化再造的居住形态，不同于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这样一种小区。依据不同的动机机制、组织方式、存在区域，可以将社区分为：由村集体自发组织、自觉推动，大多是组内或村内集中，如农民建房需求和村庄内部整治需要而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由政府主导推动，大多是在村内集中，如为了集中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或基于村庄内部空间结构调整的需要而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一般由政府主导推动，由组内、单村或多村合并而成，如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需要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由政府主导推动，大多出现在城郊和工业园区附近，由多村、多组合并而成，如城镇土地开发需要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此外，也有其他原因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如农村产业发展驱动型的社区、扶贫或开发移民社区等。
社会治理，是相对政府治理而言的。政府治理是指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治理形式，是政府职能的全面实现。而社会治理既可以是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治理，也可以是对某个社会分系统进行治理，其意在通过政治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防止社会发生秩序的偏离并使社会回到预期的正常轨道上，维持社会的有序状态。社会治理是政府治理的对象，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我国进行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指明了社会治理的着力点——注重制度建设，同时，也指明了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的责任和地位，并明确了多元化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法治”保障这一机制。因此，新型农村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效果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2新型农村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重要着力点，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关系到基层社会发展活力的激发。笔者认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战略意义。
1.2.1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整合各方力量进行共建。新型农村社区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某些共同偏好，生产、生活习性相同或相近的人们所进行的聚合。这种聚合具有较大优势：一方面，人口空间上的集中居住，可以大幅度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摊成本，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共享财政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转移支付的成果；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将广大农村地区也吸纳了进来，加速了农村生产要素人、财、物的空间流动，农村的开放程度更高，新型农村社区借鉴了城市社区所具有的部分优势，在治理的成本、效果等方面显著增强。然而，时至今日，村落共同体的演变与发展已经突破了纯粹的国家领域、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新型农村社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单元，深刻改变甚至动摇了传统的社会治理基础，更具有建构性即国家权力、市场力量与乡土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就要求大家转变观念，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整合国家、市场、社会等各种有效力量，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划分、优势与劣势的互补让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合理分工、共同协作［1］。
1.2.2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复杂化，要求整合各方力量进行共治。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原是法律用语，意为农村社区权力机关的设置、运行及权力机关之间的法权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的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被村民委员会取代，村庄治理的政治属性发生转变，由“统治”向“管理”转型，村庄的政治职能逐渐被经济职能所替代。村民委员会作为村庄一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这一制度与程序保证农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村庄治理的绩效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的社会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一方面导致农村人口大幅度外流，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为外界资本、技术等流入农村提供了机会，外界企业进驻农村，因为企业为代表的资本所具有的逐利性，加之企业所具有的资金、技术等优势，使得企业经济能力与传统的村庄政治职能人之间因为利益的勾连而容易产生共谋，形成“农民—村委会—企业”这样的三维治理结构。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提倡“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呈现为一种多元化形式，除了拥有传统的村两委之外，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纪律监察委员会、村民议事小组等新兴组织，这些组织的存在都标志着村庄治理结构多元化，各种组织之间“分工不分家”。这种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的组织结构，要求在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共同治理。
篇二：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优秀范文两篇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优秀范文两篇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一个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不仅直接决定了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更代表了国家治理的成效和水平。下面是由精心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范文，更多优秀文章尽在，欢迎大家阅读，内容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篇一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形成了不少务实管用的经验。其中，天津市北辰区“一核引领、一网覆盖、六治融合”的创新实践，带动北辰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诸多成效，其经验值得认真梳理总结。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北辰区是天津环城四区之一，是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区，基层治理问
题十分复杂。近年来，北辰区大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初步探索了一套务实管用的基层治理思路和办法，破解了多年未解决的治理“顽疾”。
总地来看，正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使天津市北辰区的社会治理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并推动实现了从等问题到找问题、从各自为政到联合作战、从压事压责到赋权赋能、从集中整治到常态长效的转变。北辰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具体实践，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积累了一些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一是必须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党建引领直接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成效，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牢牢抓住市县这个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基层党建上下功夫，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强化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为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城乡群众搞好服务、多办实事、破解难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有效社会治理和良好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把良好社会秩序作为人民群众的幸福之基、和谐之本，畅通和规范群众利益协调机制，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着力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三是必须在作风建设上狠下功夫，用心担当作为，敢抓敢管敢“碰硬”。基层治理涉及范围广，工作任务繁重，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发扬新时代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敢于动真碰硬，着力解决涉及城市管理、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以更高的标准推动基层治理工作再上新水平。
四是必须注重广泛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多管齐下、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从天津市北辰区的实践来看，广大群众中蕴含着参与社会治理的巨大热情和力量。加强社会治理必须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丰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渠道，为基层治理注入多元力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与建议篇二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一个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不仅直接决定了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更代表了国家治理的成效和水平。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置于古今中外基层治理坐标系中进行纵向古今、横向中外的比较后，可以发现，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
当下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仍需要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以及进一步提升凝练。
基层党建的四类作用总结对镇街、村居的基层调研情况可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展到今天，可根据其所发挥的引领作用或功能，由大到小将其大体分为四类：
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基层党组织对新时代如何通过党建去引领基层治理还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疑惑、畏难，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有些党组织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瓶颈。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镇街、村居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既是党的要求，也是群众的需求，更是每个基层党组织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中心工作。但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还得回到源头——即如何进行党的建设上来。党的建设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六项建设，以实现政治立党、思想建党、组织强党、作风正党、纪律严党和制度治党，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能力、思想能力、组织能力、作风能力、纪律能力和制度能力等六项能力;另一方面，要将这六项能力合成为组织力。借用力学的基本原理，除上述六项能力，还有力的作用方向。该方向就是基层治理能力发挥作用或功能的方向，自然也是组织力的作用方向，如此才能保证党建和基层治理相一致，即紧扣治理抓党建，或党建、治理在一个方向上一起抓。显而易见，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也就是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或基层治理能力，关键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要着力提升六项能力中的每项能力，即咬住六项能力不放松，持之以恒加强六项建设。这六项能力中每一项能力的绝对值越大，其形成的合力才有可能越大。但要指出的是，这六项能力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但不应该是彼此的替补。即基层党组织必须坚持六项建设一起抓、六项能力一起提升，不能厚此薄彼、有先有后，也不能只抓某几项建设，而放弃另外的建设，更不能先抓某几项建设，然后再抓另外几项建设。
二是要保持六项能力的作用方向与组织力和基层治理能力的作用方向一致。这包括三层含义，
证上述两点的实现，即实现以六项能力建设提升基层组织力、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保证方向性引领、机制性引领、事前性引领等，需要做好如下七方面的工作：
首先，提高基层党组织对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及其对本职工作意义的认识。对镇乡党委、街道工委来说，必须把基层六项建设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建总体规划，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对镇乡党委、街道工委书记来说，抓六项建设情况是其考核的基本内容之一;对村居基层党支部及其书记来说，不论是前述四类中的哪一类情况，特别是后三类情况，都要提高认识，切实担负起加强党建进而引领村居治理的责任。
其次，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搭建全方位的党建工作格局。这主要是针对前述党建空白的情况而言的。特别是对个别落后村居，以及新兴的合作社、新建小区、产业(经济)园区、商务楼宇、商圈市场、互联网企业等组建党组织。如果不能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全覆盖，六项建设、组织力、治理能力等也就无从谈起。
的工作，造成镇街乃至村居在“责权利”很不匹配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因此，必须理清两个层面的“责权利”，保证镇街和村居两级组织的“责权利”相匹配，这是保证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有序推进的前提。
并鼓励本地贤能“毛遂自荐”。同时，继续做好选拔机关干部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工作。
最后，加强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对各镇街村居干部来说，党建、治理、服务的任务，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专业重担。为此，应加大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投入，将后备干部培养和全体干部教育培训相结合，组织统筹规划和干部自学相结合，理论学习和实践操练相结合，以改善其工作态度，增强其工作能力，改进其工作方法，从而更好地解决党建、治理和服务中的具体问题，实现以六项建设提升六项能力和组织力、治理能力，保证基层治理的有序、有效推进。
篇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虽然我国政府赋予了公民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在实际基层治理过程中群众的参与性和监督力的比例很低基层治理中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时有发生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受到侵害农村中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得不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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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作者：王宝珍朱玉红来源：《新一代》2018年第16期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结构不健全，农村基层治理的科学化水平不高等方面。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资源和人口的短缺，农村民主法治基础薄弱。从深化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健全基层治理决策机制，以及提升基层治理的文化维度等方面提升和完善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现代化。创新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制与机制，既能解决少数民族农村基层面临的迫切问题，也能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一、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一）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结构不健全。一是保障基层群众权益不足。虽然我国政府赋予了公民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在实际基层治理过程中群众的参与性和监督力的比例很低，基层治理中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时有发生，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受到侵害，农村中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得不到有效保护。二是对依法治理重视不够。基层群众自治的相关法律、党和政府的一些具体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干部及村民都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对于学法、用法、懂法的意识不强。（二）农村基层治理的科学化水平不高。在信息化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基层治理的信息化、科学化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基层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到位。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社会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优质的服务，既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大包大揽，忽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忽视自己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这就造成基层发展的外援型支撑动力发展不足。二是信息管理及信息利用率不到位。基层治理还停留在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应用信息化管理还有待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还不成熟，和实现治理手段技术化、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内容多元化、治理主体协同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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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一）农村基层资源和人口的短缺。一方面，公共财政资源短缺，难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政府财力不足，难以保障公共事业的发展。以上级转移支付方式满足公共产品的供给、分配带有很大随意性，缺乏有效的财政财务监管，乱收乱支现象有时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在国家“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政策号召下，国家惠农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各类资源逐步向农村回流汇集。但农村资源外流的现象并未根本改变，其中最重要的资源，人口外流现象一直未有停止反转迹象。这虽然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却也是造成农村治理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二）农村民主法治基础薄弱。虽然随着国家发展水平的提升，普通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均有普遍提升，但囿于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水平相对较低，对民主法治基本理念和基本知识的了解有限，对民主法治运作方式的掌握运用也欠缺训练。农村内部缺乏孕育更高程度民主法治治理的基本因素，民主法治基础薄弱成为影响农村理性规范良好治理的重要障碍。三、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思路（一）深化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是基层治理发展的根本方向，处理好一核与多元关系，是基层治理的首要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好领导与共治的关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带动村“两委”及群团组织共同参与农村治理，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政治机制目标。二是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引导广大领导干部树立正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教育监管，深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发挥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模范带头作用，转变工作作风，全心全意带着广大群众谋发展。（二）进一步健全基层治理决策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工作规范和标准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基层工作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各部门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政府的工作能力。进一步健全基层政府依法决策机制，全面落实重大事务和涉及农民群众切实利益的事，做到群众参与、监督的程序要求，发挥农民群众在民主管理和依法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三）着力提升基层治理的文化维度。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文化与社会秩序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秩序是通过个体对社会生活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文化模式的遵从而形成的。从人类生活角度看，社会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文化失调。文化旨在解决治理的方式，不仅要重基础设施建设，更要重法治和民主的方式，营造社区发展的文化环境。因而，要紧跟全省脱贫攻坚“一号工程”，在精准扶贫中注重文化的培育上下功夫，在扶智上下力气，加大基层文化服务建设，强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文化服务保障力度，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为少数民族基层治理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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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郭献功.创新农村基层党建体制机制的若干思考[J].学习论坛，2011（3）.[2]毕孟琴、姜中强.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政治，2010（11）.[3]亓岩.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3）[4]向德平、申可君.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J].甘肃社会科学，2013（2）
篇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面试热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机制
【热点背景】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也让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因此，深入探寻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意义十分重大，任务紧迫。应从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突破治理困境。【提出观点】乡村治理主体主要有乡政府中层以上干部、以村（社区）支书、主任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他们一起对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社会事业进行管理，具有很强的行政化、强制化特点。一般民众参与度不高，乡村的治理权力主要集中在本地精英和民众代表手中。【综合分析】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当前，随着我国已经逐渐步入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和任务。
【参考对策】
一是健全农村党组织，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重点加强对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坚决撤换、调整有前科劣迹或不能胜任的村组干部，肃清干部队伍，确保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很好地发挥。
二是加快生力军培养，为基层党组织注入年轻的优秀力量。把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文化水平高的优秀党员纳入到后备干部队伍中，注重在新生力量中发现、培养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着力解决“人难选、无人选”的问题。同时，加大在青年中培训和发展党员的力度，着力解决农村党员队伍年龄老化、青黄不接的为问题。
三是加大农村党建投入，推进基层阵地建设。加大对艰苦地区党组织的扶持力度，加强资金扶持和项目实施，简化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报账手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经费。
四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农村干部队伍。要抓好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强化党性观念，从严从实管理，落实村干部“小微权力清单”，督促村干部履职尽责、清白干事，树立农村干部应有的责任意识和为民意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强化村级监督制约机制，疏通和拓宽民主渠道，健全完善党支部决策机制，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坚持正确的基层用人导向，从实践看德才，凭实绩用干部，把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本领、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村班子，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农村干部队伍。
篇五：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与思考
摘要：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系社会稳定、激活社会成长活力的重要功能。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社会治理的根基，更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热点和弱点。其中，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尤为突出。当前，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乡村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空心村”现象凸显，乡村原子化、并进一步造成村级党组织“失位”、干部闲置浪费等现状，重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突破基层社会治理瓶颈，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非常有意义的现实问题。本文拟从以合村并组为主要着力点，从加强基层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激活乡村党组织活力、强化村民自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探讨。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村民自治；干部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治理”一词，并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可以看作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微观折射，但其涵盖范围更为微观，对象更为具体，关注点更为现实。从目前具备较为普遍接受度的乡村基层治理理论上来说，它指通过基层政府引导、基层组织协同配合，基层民众积极参与，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为发展创造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环境而进行的活动。它既是理论，也是实践，必须立足于乡村振兴，面向具体现实问题。一、现状与问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起来”及城镇化建设等经济政策及行政主导对乡村的“汲取式整合”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导致传统乡村的急剧衰落与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难题。（一）人口结构的失衡导致乡村基层自治组织“抛荒”严重。农民工进城务工造成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乡村多由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留守，户籍人口和常驻人口比例极不均衡，“空心村”现象日益凸显。以笔者所在村为例，因为精准扶贫，笔者在该村驻村帮扶了一年半。该村户籍共有600多人，长期在家生活的都是“三八六零”人员，总人数不足90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级组织设置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妇联等组织。由财政供养的村级服务人员有：支部书记、村主任、统计员、监委会主任、妇女主任、计生专干、村卫生员、村保健员、村级警务人员等至少9人。加上村民组长、森林防火员、保洁员，超过20人。20多个人的服务队伍给实实在在在家生活的八九十人服务，行政成本极高，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二）留不住能人，建不强队伍。传统村落自然边界“原子化”，村与村之间的距离较为遥远，无法集中管理与优化资源的配置与使用，但又不得不管，导致村级干部冗员现象严重与治理效能的低下。但是，村级干部钱少事多，没几个人愿意干也是一个矛盾。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人基本外出，无法选优配强村级干部队伍。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缺“建”、缺“人”、缺“学”、缺“位”、缺“钱”等现象严重，大大制约了乡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体系与基层组织建设中发挥作用。（三）深化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协作共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结合目前中国实际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执政党在统筹全局、大方向上的把控与引领作用之下，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提升村民自治组织治理能力与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实现多元协作共治，是创新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同时也是合村并组取得实际绩效的关键。
一是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村干部轮换快、工资低，是无法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村级干部队伍的主要因素。撤并建后，村干部任期为3年。“一年选，一年干，一年等着换”，是当时村干部面临的现状。任期延长到5年后，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轮换快、工资低，还是无法吸纳优秀人才，调动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充分提高工资，大力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合村并组后，政区数量得到减少，提高村干部工资将成为可能。以笔者所在乡镇为例，政区可以减少到一半以上，村干部数量减少后，工资可以提高80%。这样，既不会增加行政成本，由于村干部工资增加，工作积极性提高，也不会降低服务质量。
二是推进干部驻村常态化。改革开放后，在五级治理体系中，中央、省、县、乡四级衔接一直非常顺畅，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互动良好。但由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的广泛存在，村级基层治理曾一度失控。搞好基层治理关键在党，关键在每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的贯彻落实情况。在毛泽东同志“把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思想的号召下，广大青年离开机关，离开学校，在农村这块广阔的沃土上战天斗地，既很好的锻炼了自己，也改变了祖国很多贫穷地区，加深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习总书记一声令下，成千上万党的好儿女再次披甲出征，在精准扶贫的战场上与群众共克贫魔，几年时间，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号召力、凝聚力空前提升。干部驻村常态化，是解决党的声音进万家，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手段。
三是干部能力提升精准化。“三农专家”，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治理农村，服务农村是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民选的村干部不懂经济、不懂社会治理，是村干部存在的普遍问题。院校毕业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懂农村，也是下派干部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比如现在的精准扶贫，派出的干部多，但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干部少。部分村派出的工作组，形式大于意义。培养一支了解农村，愿意深入农村，指导农村工作，实现乡村振兴的干部队伍，是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途径：一是精准培训在职农村干部队伍解决一批；二是在县乡干部队伍中，培养一批愿意深入基层的干部队伍派驻农村；三是在部分大专以上院校设置乡村治理专业，专门培训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投入乡村振兴队伍。
篇六：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9.2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近40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2012年全国发生安全事故33万起，造成7.2万人死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
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街居、社队联系群众、整合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矛盾。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三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四是从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
因此，《决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
所谓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旨在形成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既要符合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简单照抄外国的东西，更不能离开中国自己的土壤。
社会管理包括“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三大内容。其中的“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都与社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这三大方面入手。创新“管什么”：形成国家与社会协调运转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了一些新理念：由指挥型政府向协调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等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加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未来我国社会管理范畴的调整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必须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向基层倾斜。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创新“谁来管”：健全多主体构成的社会管理机制
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管理主体，应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四部分组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党委领导主要表现为统筹兼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总揽全局，全面筹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实行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在建设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过程中，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实现社会协同，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公众参与既有利于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得到群众的支持，又能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依靠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是我们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依靠公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也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形式。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是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目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当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主攻方向是：在全局性社会管理和局域性社会管理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创新“怎样管”：建立优化社会利益博弈的互动机制
社会管理在于优化不同社会成员社会权益和利益的博弈。社会管理“怎么管”，关键在于建立和运用各种社会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这要遵循完整性、便捷性、有效性的原则。完整性，是指能够全面准确收集情况，即所谓兼听则明；便捷性，是指诉求渠道的便捷通畅、低成本；有效性，是指群众诉求能够到达相应的层面，并获得响应。在表达渠道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成果和大众化的方式，在保留原有信访主渠道的同时，创新融合，综合与专项并存，开辟出多样化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科学选择利益行为，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引导机制，让人们树立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利益获取观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三要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调整各利益集团或不同
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四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给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以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一要优化已有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形成反应灵敏、运作有力、高效的工作链条。具体地讲，就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要让群众有地方及时表达诉求，有关部门对合理的诉求要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诉求要耐心解释，对不合理的诉求要进行疏导。对一些带倾向性和事关重大的问题要及时报告，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避免发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二要着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制度，在完善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多发的形势，搭建多种平台，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和加强工作网络建设，形成便捷通畅的诉求表达制度安排。三要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有关地方和责任部门及单位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群众利益诉求问题，分析群众利益诉求情况，认真对待群众利益诉求问题。
第四，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一要积极开展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纠纷；二要完善各项制度，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工作机制；三要加大资源整合，全面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网络建设；四要围绕创新工作，全面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水平。
第五，完善公民权益保障机制。其重点在于维护好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是社会保障权，今后尤其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免除人民最迫切的后顾之忧。二是保障就业权，将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落到实处，特别要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三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权，未来尤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四是保障受教育权，当前首先须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尽快促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应着力于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五是政治参与权，要保障公民拥有良好有效的政治参与权利，还须注意其在各领域的民主权利的发挥。比如发展民主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加强民主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范围和使用方向等。通过逐步丰富和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质的落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清华大学非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名委员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位多年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老委员”，每年都会提出很多这方面的提案。在他今年的24个提案中，居然有16个与社会治理有关。对于社会治理创新，他有自己的理解——
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
今年2月，国家出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从法规层面构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框架的标志。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在各地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群众符合救助的条件却没有申请，而另外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救助但实际上却不符合政策
条件。在救助实践中，为节约行政成本，政府救助多以最低生活救助为基础，各种单项救助普遍与最低生活保障进行捆绑，造成社会救助的“悬崖效应”。此外，政府救助难以覆盖到人的权利、精神和能力等方面，无法满足救助对象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议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充分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多种合作方式，建立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积极探索直接外包、内部交易、购买者自由选择等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多种方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
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
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大改革，其目的是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一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启动，目标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也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成长起来，激发活力，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二是以事业单位为核心的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说到底，是把“服务”还给社会。三是以人民团体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人民团体体制，建立基于法治、人民本位、社会主体、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也就是把“治理”还给社会。
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现在全国有50万家社会组织、130万家事业单位、700多万家人民团体。如果只有第一方面的改革，没有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即使社会组织成长起来，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上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无法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激活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让它们充满生机。要让事业单位真正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人民团体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主体。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支持体系
这套支持体系首先指的是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扶植推动、优惠补贴等各种支持性政策和制度的总和，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制度、优先参与购买服务等扶植推动制度、优惠税收制度等。除了国家公权力之外，其他社会力量也会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各种关系，例如公民的志愿服务、企业和大型基金会的捐助与资助、社会力量创办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等。这些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也需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使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能够规范而健康地运作。
在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之下，可以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重叠强度低的组织生态位，这意味着会增强组织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设立与发展，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关系，构建健康、开放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
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幸福不等于“被幸福”
有人分析二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的变化时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但人们却并没有觉得更加幸福——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等都在提高，但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
中国的情况似乎也不例外。许多经济数据看起来都相当耀眼，但对许多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却成了奢求。盖洛普公司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所期待的人们幸福感增加相反的是，只有12%的中国人感觉生活“美满”，71%的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还有17%的人觉得生活“困苦”。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今年以来，“幸福”成为中国的流行语，“幸福指数”也正在步GDP后尘，被当做一项新的政绩指标。然而，不少地方虽然将“幸福指数”作为工作内容，却仍将“GDP翻番”作为“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很少提及居民收入翻番或增长。也有地方强调要通过改善民生来增加人民幸福，这种提法和思路固然不错，但政府“包办幸福”的色彩依然较为浓重。幸福不等于“被幸福”。要避免“被幸福”，就要彻底摒弃“替民做主”的思想，变“为民做主”为“让人民自己做主”。这就意味着要让人民感到幸福，至少要立足长远，建立一种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
幸福与需求的梯度满足
幸福是需求被开发和满足过程的心理体验。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关于人类集体生活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之上。经济学家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说，政治学家有“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社会学家还有“社会人”或“文化人”的说法，这些假说、命题和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和特性。实际上，更多的理论倾向于把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它不仅要求满足个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求过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自主的、文明的社会生活。
人的需求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心理层面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最具影响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
根据马斯洛的分析，在人的五种需要中，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最优先的需求，它包括饥饿、干渴、栖身、性和其他身体需求，这是一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想见，一个人在吃饭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他对食物的兴趣将远远大于对艺术享受的兴趣。安全需要
指的是保护自己免受生理和心理伤害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工作的稳定性、劳动保护、保险、喜欢与熟人而不是陌生人交往等等，以保证自己免于危险、灾难。社会需要指超越个体安全的社会需求，包括爱的需要，归属的需求、被接纳和友谊的需求。毫无疑问，人要过集体生活，往往渴望获得温暖和友谊，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尊重需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外部尊重和内部尊重，外部尊重包括获得社会地位和名誉，受他人关注、推崇和认可，而内部尊重则主要指个体的自我尊重，如独立、自主和自由。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处于这一需求层次的人往往努力于追求个人能力的极限，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高层次和低层次之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低层次的需求，而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人的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排列的，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人首先追求的是低层次的需要，为了生存，人首先需要吃饭、穿衣、住所，需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需要保证人身安全不受威胁。而一旦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人就会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需要与人交往，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希望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时，低层次的需要相对处于次要的地位，而高层次的需要则变成了主要的需求。
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要
如果把马斯洛关于个体需求的心理分析应用到社会政治理论当中，完全可以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说到底，低层次的需求更带有个人性的特点，而高层次的需求则更具有公共性特征。换句话说，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强力的保护，而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和互动。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在个人需求和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及民主体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果说，生理需求的满足有赖于自由市场机制、安全需求的满足有赖于政府依法保护，那么，作为高层次需求的社会交往、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则有赖于个人对于公共事务和集体生活的积极参与，通过公共交往和参与，体现个人尊严，产生社会归属感，形成公民责任意识。而要实现公民参与，就要为每个个体成员提供开放的、拥有自由参与机会的社会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以自主、自决和自治为价值和原则，它的集中体现就是民主政治。
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它们在当今时代都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承载了多重价值和原则。但是，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简化的理解：市场经济反映了个体的人面对社会资源和经济需求的矛盾时，要求自由公平地处理经济事务的态度；民主政治体现了个体的人在组织集体生活的时候，希望平等自主地参与集体决策和公共生活的诉求。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交换的公平竞争，促进财富产值的最大化，以保证人们经济上的独立自足。政治民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共同体成员不被排除在公共交往活动之外，保证公共资源和财富不为少数强势寡头所垄断，以促进福利分配的相对公平性。
换句话说，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求，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则是现代社会实现人性的上述两种需求的基本保障。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过一种富裕的个人生活与过一种有归属感的集体生活，这是两种相互不可替代的诉求。“人不可能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而彻底放弃对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即使人们在现
实环境中没有提出要求政治上民主自由的主张，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仍然无法从人的内心根除。同样，也不可能要求人们为了政治上的民主支付无限的成本以至于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两者都是人类欲求达到的目标，只有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人才会感到幸福”。
经济富裕不能替代民主诉求
当然，正如马斯洛所分析的那样，人们对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的需求可能存在先后顺序。尽管不能非常严格地证明经济富裕程度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用准确数据确定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才会出现民主化的转机。但是，从长期的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并不能否认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市场经济，从而一度形成了所谓“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的局面。但是，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诉求就被百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极端匮乏的经济条件下，生存需求的满足超过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因此，为生存而奔波的人们很少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克服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的时候，人们将不再单纯满足于衣食住行条件的些微改善，而会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于是，人们的要求就会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形成对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求。
上述分析说明，经济富裕不仅不能替代民主诉求，相反，它为民主诉求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催生了民主政治的种种要素，为民主的孕育提供了温床。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富裕对于这些条件的形成都有重大贡献。我们之所以对民主不应有根本的怀疑，是因为，现代世界的人们更加珍视自由和民主，更加不愿意容忍自身权利遭到践踏，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发展只能激发人们对民主自由的需求，而不是相反。历史反复印证，单方面的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或抵消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即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生活的改善，物质需求的满足，不仅不会抑制权利意识，反而会激发权利意识。如此看来，那种指望通过维持经济富裕来替代民主诉求的想法恐怕是不切实际的。
篇七：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怎么走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怎么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举措，全面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科学化、制度化、标准化、精细化建设，有力维护了辖区治安秩序，促进了辖区和谐稳定，保障了群众安居乐业。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学习永远在路上此次学习是近年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培训，涉及依法妥善处置突发事件、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大调解筑牢维稳防线、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新闻宣传策划等内容，大家从课程中学到了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从每一件特殊个案中学到了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学习永远在路上。”兴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元连在开班动员时说，为什么要学，就是要认清形势、正视不足。学什么，就是要做到把握重点、学深悟透。怎么学，就是要做到学思相长、学以致用。新的发展形势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和更重的责任，只有学习才能与时俱进、提升能力，才能更好地破解难题、履职尽责。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全市政法信访干部的教育、培养和历练，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政法信访队伍，更好地位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创新立足于实践近年来，该市立足实际，不断创新，涌现了“朱连调解工作室”“小翁姐姐维权热线”“小陆帮你忙”等一批有影响的
政法工作品牌，创建成为“全国法治市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并连续11年获得“平安创建先进市”称号，治安案件较3年前下降29.59%，群众安全感、政法队伍满意率、矛盾纠纷及时调处率、治安问题有效解决率等6项主要指标连续六年位居全省县市区最前列。“创新，就是要学他人之长，创兴化之新。”马元连强调，要适应新常态下的工作要求，就要加强新知识、新理念的学习和补充，树立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的理念，始终把平安这一最大的民生放在第一位，找准政法信访工作的着力点，勇于创新，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打造特色，在立体化现代社会治安防控网、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网、社会化基础综合服务管理网这“三张网”上多思考、抓创新、出实招，力争做到全省有影响、泰州居前列，努力将兴化综治和平安工作打造成金字招牌。用学习成果推动各项工作“这次学习班，内容丰富，受益匪浅，既倍感荣幸，又觉得责任重大。”昭阳镇政法委书记鲍美华感触很深，这次学到的不少新理念和新经验，对实际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表示将运用这次学习成果指导工作实践，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用学习成果推动工作，落实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措施。”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马红专在学习班小结会上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联系工作实际，以“四项排查”为抓手，以领导包案为举措，以依法处置为底线，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政法各项工作，紧扣平安兴化、法治兴化和政法队伍“三大建设”，深入推进“十项全覆盖”工作再上新台阶，不断提高政法各部门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社会的水平，为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头、起好步提供
坚强保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使其能够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万宝桥街道按照“打基础、提素质、立长远”工作思路，坚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贯穿党的建设和创先争优活动始终，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勇于创新，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为加快建设和谐万宝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二是加强社区规划、建设和管理，推进“村改居”工作。万宝桥街道去年新建两个社区，目前葛西河社区基础建设基本完成，社区各项服务功能也已投入使用;幸福社区的建设已列入今年街道党建项目，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党组织建设等将逐步完善。今年，全街将以“肯下力气、真抓实干”的工作态势，强力推动“村改居”工作，确保基层工作实现全面提升。三是加大信访案件排查和调处力度，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街道抓住两个重点，坚持四个到位，做好信访工作。即：抓住重点人员和重点人群;坚持排查到位、调处到位、防控到位、宣传教育到位。全面排查掌握本辖区存在的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并及时调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要深刻领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会治理即政府通过与民众、社会其他组织的互动合作,通过整合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社会资源,不断协调社会关系、化
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共同实现基层社会问题的协同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解决体系中“短板”和“瓶颈”的重要途径;是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维护群众利益的必然选择。为此,基层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其更加强调上下互动、权力双向运行的治理理念;更加强化社会建设,注重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格局的构建;更加重视保护基层群众利益,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改善服务管理方式,着力提升公共服务的管理水平,提升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水平。要理性反思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困境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自主空间日益扩大,社会主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按照社会的和经济的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这样的发展趋势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以下治理困境。首先,在体制困境方面,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内部职责关系不清。如基层社区往往被上级政府部门当作其下属机构,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内部决策、执行、监督职能没有理顺,政府职能出现“越位”“错位”和“缺位”;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相分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依然存在。其次,在机制困境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的利益调节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解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突发应对机制还很不健全,难以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再次,在策略困境方面,当前政府公共服务刚性供给、财政压力较大、公共服务能力较差,不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公共服务需求。要科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框架当前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
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而艰巨。空前的社会变革在赋予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统筹各方利益、维护公平正义、服务群众需求、优化社会秩序等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和考验。为此,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框架很有必要。首先,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推进街道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的职能分工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有效结合。其次,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公共责任分担、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以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突发事件。再次,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策略。采取政府购买、项目制、网络信息、数字化平台服务等政府治理工具;开拓社会资本,构建制度环境,助推基层公共事务治理;培育优秀社会组织,构建新的协作博弈框架和治理格局。最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对促进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充分借助大数据的多向思维、多维内容,科学合理预测社会需求、创新民意表达方式、预见预警社会风险,探寻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差异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努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水平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要突出法治对社会治理的价值,突出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明确和保障社会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强化社会治理关系的法律属性。首先,要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式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活动,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可脱离法律的约束。即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式回应社会矛盾和冲突,用法律方法处理社会纠纷,依法破解各类社会冲突,依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其次,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律体系。基层社
会治理涉及的领域多,任务重,对有关法律法规的需求迅速扩大。因此,有必要加强民生民权服务保障、社会纠纷解决、安全稳定维护、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会治理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法律体系建设。最后,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能力。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需要将社会治理创新与依法行政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篇八：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的提出是改革中的一个严峻考验，基层社会的复杂形势使其成为重中之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关系到城乡人民福祉，关系到社会稳定，对于整个社会治理来说意义重大。长阳龙舟坪镇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一亮三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重大成效。
标签：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基层党组织；一亮三创
“治理”一词的含义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本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通过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行为的规范，解决基层社会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长阳龙舟坪镇近年来不断探索治理模式，创新治理体制，提出了“一亮三创”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困难与问题，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维护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
一、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服务诉求的不断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不断加大，使得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第一，农村社会精英流失。农村精英指的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权威地位，有一定的话语权并能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到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打工，使得农村社会精英出现匮乏。一方面，人才向外流失严重，并且只有在节假日或者过年的时候才会回乡，由此一来这些村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对政府关于社会治理所做的决策上，明显执行力不足或者根本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大部分年龄比较大，知识文化水平偏低，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方面没有过多精力及想法。社会精英的外出使得当地社会治理缺乏新鲜血液及建设性意见，出现青年干部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的情况。
第二，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基层社会尚未达到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产生了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公共服务还处于不完善的阶段，无法在短时间内更新服务供给体系，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出现。
第三，基层社会治理难度逐渐增大。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也由以前的简单化变得复杂而精细化，这也使得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逐渐开放，流动性增强，行政性事务与公
共服务性事务并重的局面开始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务上需要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跟上农村社会城镇化的步伐。
二、长阳龙舟坪镇“一亮三创”治理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一个集“老、少、山、穷、库”于一体的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点地区所在。其中共有农村基层党组织395个，农村党员1.07万名，占全县党员总数的55%，龙舟坪镇即其县域中心所在地。
近年来，长阳龙舟坪镇在农村党员中广泛开展以“亮党员身份、创党员文明户、创党员中心户、创党员示范户”为主要内容的“一亮三创”工作，建立基层党组织经常性联系服务群众新机制，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导、以党员为主体的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是山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探索。
第一，亮明身份，划定职责。设立党员文明户、党员中心户和党员示范户的“三户”标准。一是亮明身份。将全体党员的身份公开，对达到“三户”标准的农村党员户，按照“三户”标准分类，统一授予门牌并发放承诺卡。获得“三户”荣誉称号的党员户要自觉履行相应职责，接受广大群众评议和社会全面监督。二是分类定责。根据龙舟坪镇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确定“三户”的职责，发挥党员的楷模作用，使其成为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农村户的行为标杆。三是动态管理。实行“一年一评议，一年一授牌”，鼓励农村党员户争优创优，对尚未达到“三户”标准的农村党员户，暂不授牌，村级党组织负责召开评议会并找出问题进行整改。
第二，划片联户，创建网格。一是建立网格一户不漏，按照居住地靠近、方便联系服务的原则来划分，每个党员中心户和党员示范户负责联系附近片区内的10-30户群众。二是整合资源一个网格，对各类资源包括科教文卫方面的信息进行集中整合与分析，改善了以往各部门分别设立信息联络员或中心户带来的不便。三是联系服务一套方法，推行“四个一”工作法，即：到农户家里“走一走”，召集农户到家里“坐一坐”，群众有事“帮一帮”，口头或文字形式向组织“说一说”，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
第三，着眼长远，强化管理。一是健全教育管理机制，加强党员教育培训课程，提升党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二是完善服务群众机制，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党员服务队伍，并以满足群众需要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三是构建信息整合利用机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及时上报重大事项。四是健全激励保障机制，把重大村务决定和工作情况纳入党员监督评议内容，并选取典型事例，树立榜样。五是健全关爱互助机制，使党内关爱形式多样化，积极督促干部走访党员户，关心其生产生活情况。
“一亮三创”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为搭建以党员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引导广大党员立足生产生活联系服务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夯实。“一亮三创”工作以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为契机和突破点，激发并鼓励农村党员经常联系群众并服务群众的意识，提升其争先创优的积极性，着力解决农村党员分散广、教育覆盖面狭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作用发挥不到位的问题。广大农村党员熟悉村庄情况，用自己的责任心、热心和爱心，打造了一条服务群众的绿色通道，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第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到强化。“一亮三创”工作的开展，使得全县建立了联系服务网格，并覆盖到每户每人。党员在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一方面听取并收集了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使党组织全面掌握了基层群众的社情民意，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化提供了及时资料；另一方面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和邻里纠纷，为党委政府处理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争取了反应时间。“一亮三创”建立了党员服务群众的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成功案例得到推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
篇九：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研究
摘要：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事关乡村振兴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农村基层治理必须以党建为引领，强化组织保障，科学规范的运用民主协商机制，强化基层群众自治，突出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多治融合，多措并举，才能更好的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多治融合多措并举
一、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意义
基层治，百姓安，国家稳。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是否能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同时，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好坏对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基层基础，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事关乡村振兴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对群众切身利益、幸福获得感有着直接的影响。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35年，加强与改进乡村治理总体目标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从乡村治理到乡村“有效”治理，短短2个字的增加，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现在我们乡村治理仍需要努力的方向。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很有必要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二、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另外，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期间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
势更加严峻复杂，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和任务。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农村基层管理队伍能力水平不能满足基层治理需求。虽然现在基层管理队伍大多已按标准职数配齐，但由于人员文化层次各异，素质参差不齐，管理的能力水平不能满足基层治理需求。尤其是作为“领头雁”的村党组织书记，能力水平有待提高。
二是农村自治组织组建压力大。农村大多数中、青年人员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儿童。自治组织年龄、文化、认识结构参差不齐，自治组织组建存在“拔苗助长”。
三是群众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农村，虽然绝大部分群众在驻村干部的言传身教下有所改变，但群众的感恩意识、奋进意识、荣辱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网格员、组管委、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因为没有报酬尚未真正发挥有效作用，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不高。
三、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以党建为引领，强化组织保障，科学规范的运用民主协商机制，强化基层群众自治，突出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多治融合，多措并举，才能更好的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建强基层堡垒，推动党建引领。首先要选优配强“领头雁”。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支书。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头雁”，党组织书记必须具备一定的政策水平,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甘于奉献、敢闯敢拼。其次要健全完善“组织网”。因地制宜成立党小组、组管委，推动基层治理向组民自治转变。再就是用好考核“指挥棒”。积极探索建立村级考评倒
逼机制，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充分激励、鞭策各村比学赶超、增比进位。最后要激发干部“源动力”。凡荣获中央省州县表彰的村支书、村主任任职享受副科级干部待遇；县级财政投入资金，加大村民组长待遇保障，有效激发村“两委”和村民组长工作动能。
（二）注重队伍建设，强化组织保障。一是科学派驻人力下沉。鼓励机关干部到农村一线下沉锻炼，探索推进一个村选派一名第一书记或村、社区助理、配备一名警务助理以及选聘“三情”村官等方式将能人向一线下沉。二是精准推进网格管理。将农村一线作为培养选拔干部的主战场，选派干部下沉到农村，按照一个网格不超过30户的原则“化小承包”，工作触角家家户户“无死角”。三是依法组建自治组织。引导组建“寨管委”“组管委”“乡贤会”、姨妈会、红白理事会、社会治安队等群众自治组织，促进群众多形式、多主体参与治理工作。
（三）探索方法创新，助力协商民主。创新推行群众议事会、质询会、公投会的“群众三会”工作法，充分发挥群众力量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一是搭建议事台，请代表“签发”。凡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集体资产处置（流转、租赁、拍卖等）、发展规划及重大村规民约的修订等重要事项，均纳入“议事会”范畴。所议事项由村“两委”商议确定或三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提议确定；再提交村民代表讨论后决议；讨论结果及时公开；实施过程适时公开。二是搭建公投台，请居民“拍板”。当在城镇化发展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征地拆迁、市场搬迁、违章建筑查处或其他重大项目等推进中遇到阻力时，若该事项涉及全镇群众利益的，由镇党委组织召开群众公投会，若该事项只涉及某村群众利益的，由村“两委”组织召开群众公投会，由群众进行表决。公投结果以赞成人数超过实际到会人数半数为有效。三是搭建质询台，请群众“开问”。为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及时为群众释疑解惑，增强行政工作透明度，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群众“质询会”。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较多，且群众反映较强烈的村，由10名以上村民代表联名，可适时召开群众质询会。先由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支书或主任)就近期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向居民代表进行通报，再由村民代表轮流“质询”，由镇包村领导、包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组成“释疑团”负责解答释疑。
（四）创新服务机制，完善服务供给。探索县、镇、村三级共建共促共享“三级联动”，打造县级政务服务中心、镇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三级”服务平台，构建“党委政府推动、部门（镇街）联动、村民互动”的工作格局。同时，全面推进农村“多中心合一”，围绕“党群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综治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党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农商服务中心，提高农村为民服务水平。
（五）突出治理主体，引导三方参与。一是党委政府主导。强化县镇两级党委政府的主导责任，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社区治理，通过派员下沉网格管理、选优配强村级组织、激励村干部工作动能等方式加强农村治理的队伍建设。二是社会组织推动。完成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培育壮大各类社会组织，组建各种志愿者活动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引导辖区内非公企业和各类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谋发展”村企支部联建和先进村结对帮扶工作，实现村企共建、互利双赢。三是能人参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载体，充分调动农村“五老”、农村致富能手、农村产业能手、辖区投资商人等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充分发挥他们“德高望众”的优势，协助村支“两委”完成“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文明传导、感恩教育”等工作任务，教育引导党员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
（六）坚持法治保障，建设平安乡村。一是不断完善法治设施。全面完成“雪亮工程”建设，加强“一村一警”建设，实现村有村警，学校等人员集中点有警务室，推进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农村人口的动态管理机制。二是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组建法律服务小分队，大力开展“法治服务进农村、法治文化进院落、法治宣传进家庭、法治知识进头脑”行动，引导村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完善和推广以奖代补机制，建立依法维权和调处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农村矛盾纠纷。三是不断强化法治服务。做好农村禁毒戒毒工作，加强服刑人员、刑释人员等特殊人群帮教工作。四是不断提升法治水平。不断强化普法渗透到重点项目、渗透到中小学校、渗透到千家万户“三渗透”工作。
（七）重视文化建设，弘扬民族精神。一是党恩教育引。把“勤劳创造好日子、幸福不忘党恩情，懒惰贫穷不光彩、礼让谦和人称赞”作为群众教育的主题，通过联亲干部逐户上门动员，设置道德“红黑榜”等，引导群众感党恩、记党情、跟党走。二是传统美德倡。紧扣“法治、德治、自治，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主线，持续开展传统美德教育，引导党员群众互谦互让、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三是身边模范激。开展榜样人物评选和多轮次、深入性、群众性的“镇与镇、村与村、组与组、寨与寨、户与户”比武竞赛，倒逼镇、村从抓点、抓示范逐步向抓村、抓全面开花深化拓展；广泛开展脱贫攻坚自力更生户、勤劳生产户、支持公益事业户、卫生家庭等身边典型培树工作。
（八）健全村规民约，提高自治效能。一是集体事情群众议。推行“村民事、村民议”工作方式，强化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议、群众干、群众管”，不断增强自我管理的主人公意识。二是村规民约管。以感党恩为主题，因势利导植入思想扶贫、传统美德、乡风良俗等文化元素，引导居民重新制定村规、寨规。三是全民同心推。创新推进“小手拉大手·文明家家有”活动，通过教育学生影响家长知党恩、感党恩、颂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促进学生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四是民间组织促。把思想扶贫与同步推进农村治理结合起来，在强化广大群众的思想扶强、动能激发、荣辱意识教育工作的同时，注重抓好村民自治工作的模式、内涵拓展工作。五是民族文化宣。通过鼓励群众组建民间歌舞队、编撰少数民族山歌、组织民间歌舞比赛等多种方式动员群众将村规民约、自治管理、身边榜样等运用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传唱。
总之，农村基层治理必须以党建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多治融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多措并举，才能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篇十：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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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研究
作者：崔吉磊来源：《资治文摘》2016年第06期
【摘要】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在推进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中需把握其重要的意义，积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正确理解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模式。【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是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执政思路和理念的创新，内容涉及有政治、行政、社会治理和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中共十八大后产生的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便正式提出了建设“创新型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提高到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高度，充分表明了创新在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在推进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中，需要把握其重要意义，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正确理解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模式。一、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意义1.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战略的能动性回应。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可以视为标志着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政府职能转变列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确定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首要任务，明确指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这都为地方政府治理改革和创新设定了框架、目标和评价的原则。2.五位一体联动的关键枢纽。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仿佛分属不同的领域、承载不同的任务，因而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一当在动态意义上思考，政府角色的特殊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诸领域的改革都需要政府主导推进，就此而言，政府治理改革堪称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性枢纽。3.十三五实现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完善发展理念的具体要求，第一位的理念就是“创新发展”，“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政府作为具有主导性的创新主体之一，创新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创新涉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方式创新、转变职能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多元主体协作创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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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领域。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鉴于“十二五”期间政府改革和转型实践，为了保障完成“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必须解决有效的政府治理改革和创新问题。二、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1.建设“四个政府”：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四个全面”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政府是保障，创新政府是动力、廉洁政府是要求，服务型政府是目标，共同组成了政府建设的基本内容，也就成为了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目标。2.政府的“两力”建设：执行力和公信力。执行力是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公信力是政府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当前，基层政府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已经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世界各国政府所竭力追求的目标。三、正确理解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模式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如果是模式，那么它至少要满足如下标准或因素：一是要有度特定，在制度上有创新，而不是现有制度的解释。二是模式的可复制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扩散性。三是模式的制度化，包括模式中价值、规范、程序、结构形态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逻辑关系能够被认可。第一、基层政府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中，改革与创新是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作出调整，以适应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变革需要，从这一角度来看，在推进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并不是急于把变化中的状态固定化和模式化，而是需要将那些具有稳定性和成功经验的工作实践纳入到正式的制度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讲，实践创新远比不断地进行制度化尝试比如出笼模式之类的做法，来得更具本质意义。第二、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制度化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中有许多是没有能够制度化的模式，但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这需要在工作中去总结和制度化。当前，在基层政府实际工作中，很多工作都有制度化的支持，但是从具体表现上看，这些工作要么没有严格的执行现有制度，要么执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要么需要有新的制度加以规范等等，面对基层丰富的实践活动，在经验的基础上把成熟的、稳定的工作方法加以完善总结，推行制度化、程序化建设，对无效制度或阻碍治理实践的旧制度，要敢于创新，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成熟的经验进行制度化，进入正式政策和法律体系当中，这也是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模式的发现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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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吉磊，甘肃行政学院，研究方向：基层政府创新。
篇十一：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P> 贯彻《对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意见》重视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心得体会（文
档）
贯彻《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重视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心得体会
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基层，国家治理的任务通过基层落实。因此，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改革开放以来，基层面临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组织形式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基层的治理任务日益繁重，推动治理改革创新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必然要求。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统筹推进基层治理，构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统一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作出部署。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十分重视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强调“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鼓励基层治理改革创新”。
近年来，各地陆续探索基层治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推进街道办（乡镇）改革，精简整合内设机构，增强街道办（乡镇）的权能，一定程度减轻了社区（村）负担，提升了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四川成都作为全国基层治理
创新的“先锋城市”，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支撑，首设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在社区广泛成立小区议事会，有效推动院落小区自治；四川宜宾运用集成改革、赋权扩能和项目准入“三张清单”，厘清
权责边界，形成了“院巷议事”等协商治理的品牌；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引入大数据技术，推动“一网通办、一网通管、接诉即办、不诉即办”，把握基层民众基本所需、精准提供公共服务；上海、广州、成都、广东佛山等城市大力推动公共服务购买、公益创投，引入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等等。
与此同时，少数地方的创新工作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有的地方患上了“亮点依赖症”“创新强迫症”，认为只有玩出点“花活儿”才算成绩，将治理重点放在了造典型、树样板上，忽视了原本应该为居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有的地方热衷于创新词、推新概念、换新包装、玩数字游戏，存在“创新形式化”的情况；有的地方评价标准走偏，对正常工作的社区（村）忽视冷落，对具有特色的“花瓶社区”爱不释手；有的地方则热衷于推广“创新成果”，不计条件、不计成本地硬性指派创新任务，使得基层疲于应付，创新成了基层的又一种负担。
基层治理创新要以满足民众需求为根本。基层治理处于国家治理的一线，回应民众需求是其核心任务。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层治理就是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基层治理创新脱离民众需求这个根本，对于掌握民众所需、解决民众之忧、破解民众之难无
所助力，那么这个所谓创新就是假议题。说到底，基层治理创新就是要在做好日常治理工作的基
础上，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回应好民众的诉求、办好群众的“小事”和“心头事”。
基层治理创新要以促进减负增效为标准。创新的要务是服务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于一线问题的解决。当前，基层面临“上面千根线、基层一根针”的压力，“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基层减负工作”是摆在基层治理面前的重要课题。要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就需要号准基层治理的脉搏，立足实际条件、推陈出新，切实在降低基层负担、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做文章，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让基层干部能够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聚焦主业、担当作为，促使整个基层拥有秩序与活力。
基层治理创新要以触及深层关系为依托。基层面临的很多问题往往无法依靠基层自身解决，即“就基层而言基层治理”并非易事。党中央在基层治理方面不但强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还强调“规范权责事项”“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事实上，离开深层的权责关系调整，基层治理创新只会徒有形式。基层治理创新要有大基层理念，从深层次重视权责关系、政社关系、政民关系的调整，避免“一切问题都向下压”“一切事务都自己扛”，真正地做好“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的工作，理顺权责关系、调动民众和社会参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出基层治理创新之花。
篇十二：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P> 重塑激励：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结构与路径作者：田先红来源：《湖湘论坛》2021年第06期
摘要：一統性与灵活性是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巨大。大一统的体制需要适应不同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需要因地制宜进行创新，才能使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更好地落地。乡镇作为行政体制的最低层级，直接关乎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大一统体制灵活性的实现，需要乡镇作为载体。通过对湘、鲁、赣三省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比较研究发现，人事结构、治理事务结构和资源结构是影响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主要因素。乡镇治理机制创新，并不简单是政府流程再造，也不是完全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而是对政府治理结构的一种整体性重塑。乡镇通过治理机制创新，重新配置权力资源，建立起一套新的激励结构，使乡镇的人财物资源达到较优匹配状态。由此，乡镇治理保持了适应性，国家治理的灵活性也在大一统体制的最末端得以实现。
关键词：乡镇治理;机制创新;政府再造;激励结构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6-0074-09
一、问题的提出
科层制具有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专业高效的特征。恰如韦伯指出：“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都能达到最佳的效果。”[1]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科层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治理事务日益庞杂。科层制因其部门林立、职能分割、协同缺失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随后，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管理分权等措施来克服传统公共行政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然而，“这种新公共管理运动在革除官僚制效率低下、反应迟钝等弊端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机构裂化’、‘管理分割’”[2]。新公共管理不仅未能有效解决传统公共行政中的问题，反而带来了资源损耗、服务质量下降等新弊端。这一政府改革运动同样引发了学者们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又掀起了建设整体政府的改革运动。“整体政府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政府内部相互独立的各个部门和各种行政要素的整合、政府与社会的整合以及社会与社会的整合来实现公共管理目标”[2]。整体政府的改革就是要打破科层制中的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协同缺失等障碍，在各政府部门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治理合力。
西方的整体政府改革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不过，中国国情不同于西方。中国行政体制具有高度复杂性。不仅有纵向的多层级政府，而且横向部门林立，条块关系、条块矛盾错综复杂。对于中国行政体制而言，加强政府协同与整合不仅具有必要性、紧迫性，而且更具挑战性。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包括大部制改革、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这些改革对于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西方的整体政府理念主要局限于政府流程的重构，尤其是如何采用新型信息技术来加强政府部门间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但实际上，建构整体政府，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需要对政府治理结构进行重塑。因此，在中国进行政府再造，需要超越西方整体政府的理念。
总之，如何克服行政体制的各自为阵、协同不足、效率不彰的问题，对于中外国家都具有挑战性。而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行政体制架构尤为复杂，如何通过机制创新推进政府再造，更具挑战性。尤其是乡镇基层对于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最终都需要乡镇基层来予以落实。因此，能否推进乡镇政府再造，使其具备更强的治理能力，事关国家治理任务的落地。本文将以湘、鲁、赣三省乡镇治理的田野调研经验为基础，比较分析乡镇进行治理机制创新的结构与路径，总结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一般规律。
二、一统性与灵活性：大国基层治理的难题①
一统性与灵活性是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亦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的一对深刻矛盾就是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即在确保国家统一权威的基础上，使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得到顺利落实，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3]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治理规模庞大，纵向管理层级较多，中央需要拥有强大的权威，以确保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中央权威的一统性集中表现为体制、政治和政策的一统性。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统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具体可从三个维度去理解：即体制的一统性与机制的灵活性、政治的一统性与治理的灵活性和政策的一统性与执行的灵活性。
首先，体制的一统性与机制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体制是一种基本的制度架构。它的一统性表现为：一是体制的普遍性。所谓普遍性，即体制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领域，具有总体类似的特征和构成。“职责同构”[4]是体制具有普遍性的重要例证;二是体制的稳定性。即体制在较长的时段内总体而言保持稳定，一般不轻易变动。在体制一统性的前提下，治理机制具有灵活性，即可以建立和创新各种治理机制，来整合体制中的人、财、物资源，激发体制的活力。[5]
其次，政治的一统性与治理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政治的一统性，是指国家在政治上是大一统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确保中央的至高权威，要保证政令畅通。中央权威不容挑战，各地党委政府必须有正确的政治站位，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治理层面，则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各地、各领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开展治理。
再次，政策的一统性与执行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大一统的国家而言，国家政策必须具有统一性。这表现为：一是中央政府享有最高政策制定权。二是中央的政策具有指导性。中央政策从总体上、原则上作出规定。它对于各地政府执行政策具有宏观指导意义。但是，在执行政策时，各地政府可以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落实方案。在
中央出台的诸多政策中，往往都会要求各地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精神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实际制定政策实施方案。这便是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总之，一统性与灵活性是贯穿中国国家治理的一条主线。国家治理既要有一统性，又要有灵活性。一统性与灵活性之间是否保持动态平衡，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转换和支持，将极大地影响着国家治理绩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均衡的大国而言，实现灵活性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换言之，大一统的体制需要适应不同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创新，才能够使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更好地落地。尤其是地方和基层政府需要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对政策进行转化。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较大，不同地方拥有不同的实际，各地政府在基层治理中形成不同的治理机制创新。乡镇作为行政体制的最低层级，直接关乎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地。大一统体制灵活性的实现，需要乡镇作为载体。同时，乡镇不仅组织机构不健全，而且人财物资源相对匮乏。若乡镇不进行治理机制创新，将难以甚至不可能承接和完成各种自上而下下达的治理任务。因此，乡镇能否进行治理机制创新，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灵活性能否实现。
三、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差异化实践路径
如前所述，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巨大差异，各地人财物资源配置状况也有不同，因而，乡镇治理机制创新具有差异性。下文以江西省G县、湖南省H县、山东省C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乡镇为例，阐释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逻辑与机制。
（一）乡镇副职领导下沉的机制创新
在江西G县，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主要方式是建立驻村工作组。据了解，G县各乡镇普遍实行了驻村工作组制度。按照规定，乡里的所有班子成员副职都必须驻村。驻村工作组由乡镇班子成员副职任组长。每个驻村工作组一般由4-5人组成。除乡党委书记、乡长和便民服务中心的2名工作人员外，其他所有乡干部都要求驻村。
驻村工作组采取包干制的方式开展工作。即乡镇将行政村的各项工作包干给驻村工作组。驻村工作组再进行分片包干，每位驻村干部包干数个自然村。驻村工作组组长一般负责行政村各项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不具体负责包片。当然，对于某些任务较重的事项，有些驻村领导也亲自包片，承担部分工作任务。副职领导下沉驻村工作组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小阻碍和示范带动等优势。
（二）片线结合的治理机制创新
在湖南省H县，乡镇实行片线结合的治理机制创新。所谓片线结合，是指乡镇将各项工作划分为三条片线，分别是业务线、重点线和驻点片。①乡镇将所有工作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的工作类型配备不同的干部。不同时期，乡镇治理事务存在差异。大体而言，乡镇的治理
事务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办公室的业务工作;二是驻村工作;三是重点工程工作，包括征地拆迁等。当然，这三条片线上的工作人员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干部调配采用双向选择的方式。乡镇干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申请到相应的片线工作岗位上，乡镇领导根据全局进行统筹安排。每个片线上都设有相应的负责人。如果有的干部没有得到各片线负责人接纳，那么就要待岗。待岗期间，只发放基本工资。片线结合的治理机制创新可见下图（图2）②：
概括而言，片线结合的机制创新具有如下优势：一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各个片线上的干部相对稳定，长期在某些工作岗位上，可以积累该岗位工作的专业知识和相对丰富的工作经验。二是为干部提供强大的激励。在双向选择制度下，那些消极怠工的干部可能面临待岗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事业编干部而言，重点线配套相应的工作经费，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激励。三是乡镇干部可以将兴趣与工作较好地结合起来。干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申请相应的片线工作岗位。
（三）农村管区治理机制创新
管区制度普遍存在于山东省内。所谓管区，又称管理区，是介于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一种准管理组织。[6]每个管区下辖数个行政村。管区人员根据村庄数量、治理事务规模等因素而定。一般为8-12人左右。管区职位包括书记、主任、副书记、副主任、文书等。管区没有独立的人事权、财权。但是，管区对于干部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一是管区具有人员调配的权力。虽然管区干部是由乡镇安排的，但是管区书记可以根据工作需求对干部进行灵活调配。二是管区具有一定的经济激励。虽然管区没有独立的财权，但是乡镇往往会为管区提供一定的工作经费。这些工作经费可以由管区进行自主支配。三是管区是培养干部的重要舞台。管区类似于一个小乡镇。乡镇将各项工作发包给管区，并根据管区工作的优劣来对干部进行评价。管区内部岗位层级较多，管区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得到锻炼和提拔。尤其是管区书记在乡镇的地位至关重要。一般被安排到管区担任书记的干部都是“有政治前途的人”。干部愿意到管区担任书记，也大多是在政治晋升方面有想法的。
管区的治理采取行政包干制方式。行政包干制是县域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治理模式。它聚焦于政府内部的发包-承包关系，强调政府多元激励的作用，一般以中心工作模式推动工作开展，具体包括目标责任制、领导包干制和临时机构包干制等。①在管区，行政包干制体现为乡镇将各种治理任务发包给管区，由管区来承包治理任务（见图3）。乡镇主要根据管区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进行考核、监督，并给予管区干部相应的奖惩报酬或者政治待遇。管区则根据辖区内实际来落实完成乡镇发包的治理任务。管区还拥有人力资源整合权，根据工作不同需要来调配不同的人力资源。管区具有综合性、灵活性、群众性和沟通性等优势。
四、乡镇治理机制创新差异化的结构基础
不同地区的乡镇治理形成了不同的机制。这些机制对于各地推动基层治理事务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为什么不同地区乡镇会形成差异化的治理机制创新呢？笔者认为，这跟不同地区乡镇面临的差异化治理结构紧密相关。具体而言，乡镇治理机制创新差异化的结构基础主要表现为人事结构、治理事务结构和治理资源结构三方面。
（一）乡镇的人事结构
乡镇作为科层体制的最底端，其所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可以说，人力资源是乡镇最重要的资源。如何使人力资源发挥最大效用，达到最优配置，是乡镇实现善治的重要条件。人事结构主要是乡镇的人员身份构成。从身份来看，乡镇的人事结构主要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和临聘人员。人事结构是乡镇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条件。在江西省G县，当地乡镇公务员数量较少，尤其是年轻公务员数量不多，而事业编人员相对较多。此外，乡镇还有一小部分临聘人员。乡镇公务员中，领导班子成员占比较高。无论乡镇规模大小，各乡镇都配备了10-14人左右的党政班子成员。以Y乡为例，该乡共有55名干部，18名公务员，其中12人为班子成员，另6人公务员中，有3名被上级借调。因此，除班子成员外，乡镇能够调用的公务员数量极少。在此情況下，如何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就成为乡镇治理的难题。当地乡镇副职领导下沉的机制创新，恰恰就有利于调动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发挥领导班子成员的优势。
总之，一统性与灵活性是贯穿中国国家治理的一条主线。国家治理既要有一统性，又要有灵活性。一统性与灵活性之间是否保持动态平衡，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转换和支持，将极大地影响着国家治理绩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均衡的大国而言，实现灵活性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换言之，大一统的体制需要适应不同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创新，才能够使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更好地落地。尤其是地方和基层政府需要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对政策进行转化。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较大，不同地方拥有不同的实际，各地政府在基层治理中形成不同的治理机制创新。乡镇作为行政体制的最低层级，直接关乎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地。大一统体制灵活性的实现，需要乡镇作为载体。同时，乡镇不仅组织机构不健全，而且人财物资源相对匮乏。若乡镇不进行治理机制创新，将难以甚至不可能承接和完成各种自上而下下达的治理任务。因此，乡镇能否进行治理机制创新，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灵活性能否实现。
三、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差异化实践路径
如前所述，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巨大差异，各地人财物资源配置状况也有不同，因而，乡镇治理机制创新具有差异性。下文以江西省G县、湖南省H县、山东省C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乡镇为例，阐释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逻辑与机制。
（一）乡镇副职领导下沉的机制创新
在江西G县，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主要方式是建立驻村工作组。据了解，G县各乡镇普遍实行了驻村工作组制度。按照规定，乡里的所有班子成员副职都必须驻村。驻村工作组由乡镇班子成员副职任组长。每个驻村工作组一般由4-5人组成。除乡党委书记、乡长和便民服务中心的2名工作人员外，其他所有乡干部都要求驻村。
驻村工作组采取包干制的方式开展工作。即乡镇将行政村的各项工作包干给驻村工作组。驻村工作组再进行分片包干，每位驻村干部包干数个自然村。驻村工作组组长一般负责行政村各项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不具体负责包片。当然，对于某些任务较重的事项，有些驻村领导也亲自包片，承担部分工作任务。副职领导下沉驻村工作组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小阻碍和示范带动等优势。
（二）片线结合的治理机制创新
在湖南省H县，乡镇实行片线结合的治理机制创新。所谓片线结合，是指乡镇将各项工作划分为三条片线，分别是业务线、重点线和驻点片。①乡镇将所有工作进行分類，然后根据不同的工作类型配备不同的干部。不同时期，乡镇治理事务存在差异。大体而言，乡镇的治理事务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办公室的业务工作;二是驻村工作;三是重点工程工作，包括征地拆迁等。当然，这三条片线上的工作人员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干部调配采用双向选择的方式。乡镇干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申请到相应的片线工作岗位上，乡镇领导根据全局进行统筹安排。每个片线上都设有相应的负责人。如果有的干部没有得到各片线负责人接纳，那么就要待岗。待岗期间，只发放基本工资。片线结合的治理机制创新可见下图（图2）②：
概括而言，片线结合的机制创新具有如下优势：一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各个片线上的干部相对稳定，长期在某些工作岗位上，可以积累该岗位工作的专业知识和相对丰富的工作经验。二是为干部提供强大的激励。在双向选择制度下，那些消极怠工的干部可能面临待岗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事业编干部而言，重点线配套相应的工作经费，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激励。三是乡镇干部可以将兴趣与工作较好地结合起来。干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申请相应的片线工作岗位。
（三）农村管区治理机制创新
管区制度普遍存在于山东省内。所谓管区，又称管理区，是介于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的一种准管理组织。[6]每个管区下辖数个行政村。管区人员根据村庄数量、治理事务规模等因素而定。一般为8-12人左右。管区职位包括书记、主任、副书记、副主任、文书等。管区没有独立的人事权、财权。但是，管区对于干部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一是管区具有人员调配的权力。虽然管区干部是由乡镇安排的，但是管区书记可以根据工作需求对干部进行灵活调配。二是管区具有一定的经济激励。虽然管区没有独立的财权，但是乡镇往往会为管区提供一定的工作经费。这些工作经费可以由管区进行自主支配。三是管区是培养干部的重要舞台。管区类似
于一个小乡镇。乡镇将各项工作发包给管区，并根据管区工作的优劣来对干部进行评价。管区内部岗位层级较多，管区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得到锻炼和提拔。尤其是管区书记在乡镇的地位至关重要。一般被安排到管区担任书记的干部都是“有政治前途的人”。干部愿意到管区担任书记，也大多是在政治晋升方面有想法的。
管区的治理采取行政包干制方式。行政包干制是县域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治理模式。它聚焦于政府内部的发包-承包关系，强调政府多元激励的作用，一般以中心工作模式推动工作开展，具体包括目标责任制、领导包干制和临时机构包干制等。①在管区，行政包干制体现为乡镇将各种治理任务发包给管区，由管区来承包治理任务（见图3）。乡镇主要根据管区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进行考核、监督，并给予管区干部相应的奖惩报酬或者政治待遇。管区则根据辖区内实际来落实完成乡镇发包的治理任务。管区还拥有人力资源整合权，根据工作不同需要来调配不同的人力资源。管区具有综合性、灵活性、群众性和沟通性等优势。
四、乡镇治理机制创新差异化的结构基础
不同地区的乡镇治理形成了不同的机制。这些机制对于各地推动基层治理事务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为什么不同地区乡镇会形成差异化的治理机制创新呢？笔者认为，这跟不同地区乡镇面临的差异化治理结构紧密相关。具体而言，乡镇治理机制创新差异化的结构基础主要表现为人事结构、治理事务结构和治理资源结构三方面。
（一）乡镇的人事结构
乡镇作为科层体制的最底端，其所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可以说，人力资源是乡镇最重要的资源。如何使人力资源发挥最大效用，达到最优配置，是乡镇实现善治的重要条件。人事结构主要是乡镇的人员身份构成。从身份来看，乡镇的人事结构主要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和临聘人员。人事结构是乡镇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条件。在江西省G县，当地乡镇公务员数量较少，尤其是年轻公务员数量不多，而事业编人员相对较多。此外，乡镇还有一小部分临聘人员。乡镇公务员中，领导班子成员占比较高。无论乡镇规模大小，各乡镇都配备了10-14人左右的党政班子成员。以Y乡为例，该乡共有55名干部，18名公务员，其中12人为班子成员，另6人公务员中，有3名被上级借调。因此，除班子成员外，乡镇能够调用的公务员数量极少。在此情况下，如何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就成为乡镇治理的难题。当地乡镇副职领导下沉的机制创新，恰恰就有利于调动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发挥领导班子成员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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