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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篇一
一次，他作长途旅行时，路过一个小火车站。他想到车站上走走，便来到月台上。这时，一列客车正要开动，汽笛已经拉响了。托尔斯泰正在月台上慢慢走着，忽然，一位女士从列车车窗里冲他直喊：“老头儿！老头儿！快替我到候车室把我的手提包取来，我忘记提过来了。”原来，这位女士见托尔斯泰衣着简朴，还沾了不少尘土，把他当作车站的搬运工了。
托尔斯泰赶忙跑进候车室拿来提包，递给了这位女士。
女士感激地说：“谢谢啦！”随手递给托尔斯泰一枚硬币，“这是赏给你的。”
托尔斯泰接过硬币，瞧了瞧，装进了口袋。
正巧，这位女士身边有个旅客认出了这个风尘仆仆的“搬运工”就是托尔斯泰，就大声对女士叫道：“太太，您知道您赏钱给谁了吗？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呀！”“啊！老天爷呀！”女士惊呼起来，“我这是在干什么事呀！”她对托尔斯泰急切地解释说：“托尔斯泰先生！托尔斯泰先生！看在上帝面儿上，请别计较！请把硬币还给我吧，我怎么会给您小费，多不好意思！我这是干出什么事来啦。”
“太太，您干吗这么激动？”托尔斯泰平静地说，“您又没做什么坏事！这个硬币是我挣来的，我得收下。”
汽笛再次长鸣，列车缓缓开动，带走了那位惶惑不安的女士。
托尔斯泰微笑着，目送列车远去，又继续他的旅行了。
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能够做到遭人误解不但不恼、反而注意不伤害对方的面子的人，品德是高尚的。
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篇二
托尔斯泰这样来介绍老子的一个基本论点：“他(老子)教导人们从肉体的生活转化为灵魂的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学说叫做《道德经》。”
1891年10月，托尔斯泰在给出版商列杰尔列的一封信后面，附了一份“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份书目罗列不足50部，记录了托尔斯泰自童年至63岁这个阶段阅读并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些作品，根据阅读印象，分为强烈；
非常深；
很深三种程度。书目中，涉及中国的作品，有孔子和孟子以及老子数种，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强烈”这个项目中的，列入这个程度的作品，仅仅不过十部左右。
虽然，托尔斯泰接触老子是比较晚的，那是在已创作出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1880年左右，托尔斯泰思想出现巨大困惑。1879-1882年之间，托尔斯泰写出一篇表现这种困惑的长文《忏悔录》。他在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活动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相同。”
一段时间，他开始与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当然，直到《忏悔录》写完几年，托尔斯泰仍没能从困惑中走出，人生的探求仍在继续。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遇见了老子。有明确记录的时间是1884年。在当年3月6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由此看来，托尔斯泰接触老子的时间还应当略略靠前一点。因为不可能还没阅读就开始要翻译它。托尔斯泰阅读的老子《道德经》，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后来，他与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这项工作甚至激起了托尔斯泰写一本介绍中国哲理，尤其是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书的愿望。
就在1884年，托尔斯泰刚接触中国先哲不久，他写了一篇近乎提纲的文章《中国的贤哲》。文章分了三个部分：“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
在托尔斯泰眼中和笔下，老子是很难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记里有“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这样的句子。在《中国的贤哲》中，有关“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一节，托尔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译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发议论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自然说明问题一般。
当然，老子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处世思想产生了影响。1884年3月10日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
遇到堤坝，停下来；
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
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托尔斯泰与中国圣哲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相隔万里，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尽管误读不可避免，但在人类精神活动里，这种交触现象，却是值得我们认识和探究的。
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篇三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头几次见面便发生激烈争吵，关系不温不和。
直到那一次，关系彻底破灭。
托尔斯泰听到咚…的门声，这是谁啊？我可没有约谁见面？难道是女人，不会是今天有一个穿着黑色性感衣服的女人一直盯着我跟过来了？靠，老婆还在家里。怎么办？托尔斯泰心里忐忑起来了。托尔斯泰小心翼翼打开门，一只手直接握在托尔斯泰手上。随后看清楚了模样。托尔斯泰诬蔑的说：“哎呦喂，稀客啊。”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托尔斯泰。
”今天你来，有什么事情。“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随后坐在沙发上。
”老兄，今天想跟你谈谈我女儿的慈善事业，我女儿在慈善活动可是大放异彩啊。屠格涅夫咬着烟说。屠格涅夫心里想“这次来，可是专门搞好关系啊”。谁知道，托尔斯泰对上流社会的慈善活动是最为恼火的。托尔斯泰说“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膝上放些肮脏不堪的破衣服，是在演一场出言不由衷的戏。”争论愈演愈烈，屠格涅夫气坏了。
“我真想抽你几个耳光子。”屠格涅夫威胁地说，还摆个抽耳光的姿势。
托尔斯泰直接跑了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一把步枪要求决斗。（托尔斯泰当过几年士兵）好挽回自己的名誉。
屠格涅夫看到步枪，“自己是文人斗不过他，屠格涅夫心里想。屠格涅夫只好指着托尔斯泰说”好，你给老子的等着。“屠格涅夫被托尔斯泰用枪指到他逼到家门口。临走时，屠格涅夫还竖起中指指着他，然后撒腿就跑。
这件事，屠格涅夫后悔不迭，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道歉信。但托尔斯泰好不原谅。直到二十年以后，托尔斯泰才写了回信，表达了歉意。屠格涅夫哽咽着把信放在嘴里咬啊咬，流下了海水般的泪水。谁知道屠格涅夫在这二十年之间像契诃夫的《小公务之死》得了忧郁症，每天担惊受怕，那么的可怕。直到托尔斯泰回了信，才解救了他。
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篇四
100年前的一个午夜——1910年俄历10月28日，公历11月10日，82岁的列夫·托 尔斯泰，从莫斯科南部的雅斯雅纳·波良纳庄园出走。临行前，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 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日记写罢，托尔斯泰随即叩开女儿萨莎、私人医生杜山的房门，告诉他们：这就动身出门，去哪儿不知道。
两天后，这位俄国最著名人物失踪的消息见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公众猜测他可能的去处、为什么要离开。100年之后，很多人仍愿意相信：他走上了心灵的旅途。
“托尔斯泰始终用一个槌子敲击我们的`头脑：这样的生活是真实的吗？你真的幸福吗？”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童道明用低沉的语调说道，“去哪儿？过什么样的生活？是每个人应当面对的问题。”午后暗沉光线里，他的语调越发沉郁。
“总有一天人们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即将到来，因为 所有的灵魂中被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托尔斯泰在《生活之路》中恳切地表达着这一理想。但这位19世纪最坚 定的精神探索者，却终身纠结于自身奢侈闲逸的生活与大多数人绝对贫困的矛盾中。在精神世界的无穷远方，是没有贫困和伤害、人人互爱的理想国，而在现实的无 穷远方，是为生活所苦、饱受折磨与屈辱的大多数人，两个世界无比真实地撕裂着他的肉体和心灵，出走、过另一种生活，即是一种圆满，他在日记中告诉自己，这 将是一桩“理想的快乐的事情，离开，成为一个乞丐，感激并且爱每一个人”。
离家几天后，托尔斯泰得了肺炎，他的旅程结束于没走多远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室。消息一传出，媒体蜂拥而至，从阿斯塔波沃发往世界各地的电报记录着托尔斯泰的体温与脉搏，占据了各国报纸。
女儿萨莎在《父亲》一书中，记述了托尔斯泰病中的疑问：“‘而农民呢？农民是怎样死的？’当 别人给父亲把枕头放好时，他叹息着说。”此刻，沙皇政府的愿望，与这位渴慕像农民那样死去的文豪所想的相去甚远，他们关心的是，让神父进到站长的屋子里 去，但没有人敢下这道命令。托尔斯泰的挚友担心神父一旦进去，出来后，势必会说——“托尔斯泰已经忏悔了”。托尔斯泰拒绝任何堂而皇之的“第二手”救赎， 愿意用行动使思想和意志趋于完整。
11月20日，托尔斯泰逝世的消息传出，电报上只写了两个字：“死了”。只此二字，已将世人的悲恸亮明。
100年前的出走，至今仍是无数人思念起托尔斯泰时，无法绕开的谜。童道明说，阿斯塔波沃火 车站的托尔斯泰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托尔斯泰写下的两句话：“在这样一个周遭充满大众苦难，充满罪恶的奢侈生活里我无法度日”；
“一个人如果实现了两个愿 望，他就得到了真正的幸福。一个，他成为有益于别人的人，一个，他的良心是安宁的”。通常，人们用前一句——“我无法度日”来解释托尔斯泰为什么出走，而 “后一句话，表达了19世纪俄国文学最重要的道德主题——良心，以及由此生发的第二主题——悔悟”。
童道明认为，俄罗斯本国的读者与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考量标准不同，例如，帕斯捷 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创作札记里谈到：俄罗斯人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因为他们的作品里有“俄罗斯式的单纯、明亮”。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思考 型作家，他们的内心非常纠结，作品充满苦痛，与“俄罗斯式的单纯、明亮”的美学追求不同，却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
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严肃的自省精神、对救赎之道和人类未来景况的追问，是托尔斯泰作品反复 表达的题旨。19世纪60年代末以来，托尔斯泰反复遭遇自己的“精神危机”。童道明谈到，在其撰写于1882年至1886年的《我们怎么办》里，托尔斯泰 记录了他从乡间来到莫斯科，目睹穷人生活惨状后的震动与创痛。他说“面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与屈辱”，全身心意识到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犯罪。托尔斯泰把莫 斯科流浪人收容所非人的景象告诉一位城里的朋友后，朋友劝其不必如此痛心疾首，这是“正常的城市现象”。朋友的言论激怒了托尔斯泰，他写道：“我含着眼泪 向我的朋友挥手大喊。‘不能这样生活，不能！’。”
“不能这样生活”的呼喊在托尔斯泰内心重复了二十年有余，信奉以宗教、伦理解决社会矛盾而非 暴力，坚持“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试图超越现实维度，却始终无法彻底摆脱现实束缚。这样的人生困境，逆转为小说中反复转化叙述视角、将心灵现实形式 化、应用本体象征的“心灵辩证法”，借此揭示人物心理的深沉奥秘和人生选择的隐蔽动机。
“浪漫主义理念下最深刻最高贵的悲剧：抗拒内在的命运——自我抗拒”是英国学者伯林对托尔斯 泰的经典评述。这种“自我抗拒”的意志和行动由来已久，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几乎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而大量写作时论文章，并率先在自己的 农庄解放农奴；
为教育农奴的孩子亲手编写教材；
19世)白话文○(纪80年代后，则选择粗茶淡饭的生活，穿布衣、自己下地劳作，从耕地、播种、收割粮食，到修补鞋子、 衣衫皆亲力亲为。
晚年，托尔斯泰对奢侈闲适生活的忍受到了极点，“……随着体力的衰弱，我却更加强烈地意识到 自己所处地位的全部罪恶，更加为自己的这一处境而痛心疾首。”《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如此想象死亡：下沉、下沉，“没有死，只有光”。这一句， 日后成为人们叙说死亡的经典语录，从中不难窥探托尔斯泰内心深处对现实和精神困境“永远走不出，也不必走出”的超脱之感。
“我们不必追问100年后对托尔斯泰的纪念是否太冷清，他的作品是不朽的，他留下的背影漂亮 极了，他无需特别的纪念，他的墓地现在是俄罗斯的旅游地。”童道明说。而托尔斯泰的墓地，有着逼人的朴素，没有墓碑、花束和边际，四周的树木是他儿时与哥 哥一同亲手栽种，树木在四季的风中吟唱。他儿时曾听保姆讲过：亲手种植树木的地方，会成为幸福的所在——一个关于幸福和终点的奇妙许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