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读书报告3000字左右5篇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3000字左右篇1
《江村经济》应该是我近年来一口气(三天)读完的寥寥无几的一本书。读完后,我用碳素笔在笔记本上认真地把目次用心抄写了一遍,把我自认为的经典句或段落敲出来做成专门文档。
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本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而备忘日后查阅。如果那样的话,我完全可以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网购一本。无论是在抄写还是打字的过程中,我都可以随着心的感受和思维随时调整速度,或快或慢或稍作停滞,直至激发出让我在百思不得其解中豁然开朗并手舞足蹈的可遇不可求的灵感。
灵感是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不可多得的催化剂。
不久前,珊珊在个人公众号里更新了她读《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的读后感,我跟了贴:“一本书,只是读过不是读,提笔写出读后心得,就提升了读的档次,也会把对书的记忆延续得更长久些。”
从《江村经济》开始,“即使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也要把它染成彩虹色。”
一、《江村经济》简介
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布﹒马林诺夫斯基在《序》里写到:“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本书让我们注意到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此书虽然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费孝通先生在前言开篇写到:“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在第7章《生活》开篇写到:“对村子的地理情况和社会背景进行了综合调查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人们的经济生活了。”
江村(开弦弓村)是《江村经济》的研究对象,“经济(农村经济)”是《江村经济》的核心概念或者主题词,“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经济生活”是《江村经济》的3条主线或者3大板块,也是作者认为最能体现江村经济真实状况、决定江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
二、对《江村经济》的自我认知
(一)“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不仅强调了农村经济与农民命运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而且回答了《江村经济》为何将农村经济确定为写作的主题词,同时也确认了中国农村脱贫始终在路上,并非一个历史阶段的专属。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也成为从上到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几乎每一个公职人员都肩负着属于自己的一项扶贫任务。但作为一种现象来讲,农民贫困问题历来久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变革的终极目的也都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
《江村经济》虽然是关于抗战初期江南农民贫困的真实描述,但描述的目的是为了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这一现象的普遍关注和有效思考。读后感www.simayi.net这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处于发展的底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改变农民的命运是世代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使命和责任。只有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农民才能彻底告别贫困,也才是我们对于农民最大的尊重。
(二)真正学者、大家不会动辄霸气地呈现自己的观点,不会在行文中刻意制造些晦涩难懂的词句。娓娓道来,就像在倾听一个美丽故事,放松了读者的心情,放飞了读者的思维。
费先生的写作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但对自我观念的论证是开弦弓村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他多次在书中强调,社会学的功能就是如实描述,也确实没有分析和评论,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作者意向的表达。
拿到这本书时,我只是单纯地希望自己能够掌握下调研报告的正确写作方法。但读完后,我认为自己获得了很大的知识信息量。比如,从文化角度看,对中国江南村庄的结构、风俗、理念等有了相对全面地了解。
(三)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对职业道德的自觉遵守
“道”与“境界”是一致的,“悟道”就是追求境界的过程。有境界的人,做事情不需要外界压力和强迫,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主动,不分时空所限。
《江村经济》就体现了费先生高尚的学术情操和学术道德。
一是自觉遵守规则。“术业有专攻”,反复强调社会科学的功能。“正当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情况有细致的阐述,而这种阐述需要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二是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他说:“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常识性判断也要以可靠知识为依据等。
三是研究的自我肯定。“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的比较材料。就这就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可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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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一直是我极为向往、尊重、推崇的学科。尽管我还在所谓的象牙塔中学习,未曾在社会摸滚打爬,但人性之复杂,性格之迥异,行为之令人费解,言语之令人迷惑,只要是社会的人,就都有过为之不安,徘徊,迷惘的感受。人是社会的人,了解一个人也许更算是心理学的范畴,但研究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则是人类学的范畴(这个说法当然不科学,却是我比较直接的感受)。我看的第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应该算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当时我就为这位美国女性人类学家所揭露的日本民族矛盾性所震撼,但这种震撼又夹杂着不安和恐慌——这本书对一个民族性格的剖析实在太犀利了,倘若书中所言大部分都是准确的,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通过这本书所反映的该群体特有的人性的弱点,达到控制,乃至于摧毁的目的(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原来这本书正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为分析掌控日本所专门开展的项目)。假入这本书描写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中国人,那我们恐怕就得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境。但换一个角度想,人类学也同样是我大中国的机遇所在,对外而言,尽管我中国一向推崇与世无争,但掌握这精神武器总是有备无患;对内而言,研究我国人之性格、传统、习俗和文化,对于我国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
费孝通博士书写的《江村经济》一书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尝试的始祖。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拙以为本书是观察、了解中国农民生活的精品读本,书中所写的现象,从某种程度而言,仍未过时;书中所采用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微型社会来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也沿用至今。
回到阅读的内容。首先是有费孝通博士的老师马林科夫斯基所书写的激情洋溢,高度评价的序言。从中我看出了马林科夫斯基对人类学研究对象转变的殷切期望——由人类学只是研究“野蛮人”的学问向“文明人”也属于研究范围的转变,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已经无愧是人类学的里程碑,但这种伟大而深沉的抱负,无疑不是年轻的费孝通博士所能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直至老年,当他成为人类学的翘首,拿到了赫胥黎奖的时候,他才理解马教授在序言中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和期望。不过在这里我倒是有个有趣的想法:在1938年,好像并没有多少人抨击本书的研究对象超越了人类学的范畴,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其实当时国外友人觉得中国农民就是野蛮人呢?毫无疑问,现代的我们已经能坚决否定书中所言的“野蛮人”,但令人嘀笑皆非的是,在课堂上,朱老师曾提及在中国人类学不被称为人类学而是民族学,原因就在于在设立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时候国人认为人类学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为殖民而服务的,中国应该坚决抵制,然而这门学问的必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中国人就新瓶装旧酒,取名“民族学”。当我们在嘲笑、不满他人的狭隘和愤懑时,也该知道其实自己也从来如此。无论如何,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的变化以及这一学科的普及情况都可以可以说明,文明和科学总是在歧视和偏见中向前发展的。
在本书中,作者对那段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描述。描写乡土生活的书并不少,而这本书的精辟之处主要有二:其一是作者在不仅仅局限在记录农民的生活、文化、习俗,还深入挖掘背后潜在的价值观和假设;其二是作者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画面的重现,而是通过宏观的分析,结合动态的眼光看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很多人都能够看到生活中的种种表象,然而,正如近来大热的英剧《神探夏洛克》中主角所言:“你仅仅是看到了,但并没有观察”。所谓观察,就是结合看到的现象,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多问问“为什么”。举个例子,在江村“当地挑选(儿媳)时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二是养蚕缫丝的技术。这表明了对一个儿媳妇所要求的两个主要职能,即,能绵续家世及对家中经济有所贡献。”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表象,但倘若我们根据这个现象继续发问:为什么生育后代如此重要?为什么后代会有男女的性别歧视?为什么主要考察养蚕技术而不是织布、耕地等技术?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原来是因为在长江流域土地有限,妇女等劳动力相比男性显然在耕作上有自然的不足。但为什么是考察养蚕缫丝的技术?原来是因为当地蚕丝业发达。为什么是蚕丝业发达,而不是牛羊?是因为当地的水质好,适合蚕的养殖。但为什么只考虑养蚕缫丝而不是织布,做衣服,上色等技术?原来是因为当地主要出口生丝。为什么只出口生丝而不是附加值更高的衣服?因为当地技术不过关。为什么……这样一直问下去,就会自然而然了解当地的经济情况以及明白经济的困境到底在何方。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探索农民的生活逻辑,并发现其中的局限性,最终能够对阵下药。
另一方面,作者在勾勒画面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静态的眼光,而是从宏观,动态的,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如当地的蚕丝业的衰退问题,许多人只看到了蚕丝的产量一直增加,却看不到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也就是费孝通博士提出的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也只看到了农民接二连三地放弃了蚕丝业,却不能看到工业革命影响了国内的蚕丝市场,而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而且,费孝通博士不仅仅止步于此,他还走得更远,建立在此上的分析,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乡村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分析了改革所遭遇的困境,甚至敢为人先地对合作化的困难的简单评估提出了质疑。这一点,我们现在看来自然不是多么深刻的观点。但是,读书总应该结合时代的背景。任何伟大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值得颂扬的地方正在于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转折,一种新旧观点的更替。
诚然,现阶段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村早已在前几年也有了诸多的政策扶持,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这个层面来说,《江村经济》部分内容已经过时。然而,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博士对人类学的贡献以及他那种发生凡事寻根问底的精神、国际化的视野、以及为祖国的进步发展谋出路的老一代的学者精神,还是令人触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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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经济》(其实,此书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名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后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译本。这时隔的40余年,可以说贯穿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历史进程——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后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单从时间上说,此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轨迹的见证者;另外在内容上,此书由于中译本出现时间较晚,所以现在大家所见的中译本里一般都会附加费老先生在回国后对江村陆续进行的十余次调查情况以及其总结和比较。作者将本书的研究范围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这些后续的补充也极大的提升了此书的价值:特别是在历史研读和文献价值方面,因为目前还未出现第二本能对某一地区进行的长达60多年的调查和总结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无论上是作为历史资料来研读还是作为社会学研究著作来看,此书可以说都是首选。而事实也说明了这点:此书自面世以来就是那些有心了解、学习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入门之选。
首先接触此书的感觉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进去后,我们才发现它已经为我们踏入中国农村这一重要而宏大的调查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范本。可以说,现代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很难不受到此种风格的影响:从《黄河边的中国》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无不闪烁着此书的影子(看了一点,即有此种感觉····不当之处请明者指正)。而这点其实也激起了我对于此种调查风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为何一种思路或是方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去运用它,而一旦其出现则如同秋风扫落叶之势风靡不止呢?能否简单的比较说是某位大家创造了一种风格,还是说他适应了大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欣赏和偏好而顺势而为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点突发奇想而已,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读书笔记的“正规任务”,仅此自娱吧!
另外,看了此书,不禁联想起了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虽然二者描述的现实以及作者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从这二者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调查地的现实片段所进行的观察异常细致入微,并在实地资料、调查数据以及现场感受三者中实现一种平衡和统一,构建出其理论体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够给人以极大的认同感。能达到这几方面的著作其实就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但对于此二书而言,如果仅仅如此,那它们也不会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了。在我看来,它们骨子里最重要的通点就是作者通过其犀利的眼光加上严密的思维逻辑,把这些我们看来都很日常的材料进行了重新构建和解读,以此勾勒出一种我们时常会有所察觉但却只是一堆碎片、很难以言语表达的情境。而这也正是我们通过学术调查、研究所最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最为缺乏的。
一直有种观点:我们现在写论文、做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抱着一种为了论文而论文或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很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了我:论文或是报告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偏离我们的初衷和目的了。现在的我们,在思维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机械的套用他人的数学模型和公式,以此来为我们的结论服务。从这点上来看,看似是让我们的分析推理变得更加严密、准确了,但事实上却是我们对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丧失,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外界的数据和模型类来为我们的推理和结论做靠山:我们已经很难做到用语言来深刻地表达事件背后的逻辑及其深层次理念了。此类变化已经把学术研究所能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锻炼和提升都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却乐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关在一片数据和统计软件中,仿佛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踪理解已经不再是其任务了。所以,现在重读费老先生的书,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反思和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额!
正如费老先生自言的那样,他对自己学术生活的一个严格要求就是“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来为改革服务”。他在本书以及后续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条:“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而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费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经清晰的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基本障碍或是瓶颈了。这一方面让我们对其学术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发展农村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种嘲讽和无声的鞭策,至于这种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势下得到很好的处理,我们仍然需要去观察和验证。
貌似说了很多极端的话,加之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尽情批判,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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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的名气想必不用我介绍了,虽然它经常被人错误的放在农业书籍一栏上,但是它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而且是中国甚至世界上最经典的人类学著作之一。在国外,它甚至被作为教科书。
《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内容,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虽然这本书是费老的博士论文,但是它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文的枯燥乏味。纵使有一些专业词汇语句,但是书中以开弦弓村为代表,例举的许多示例都将这些理论完美地解释出来,像我这般的工科生阅读起来也毫不费力,反而趣味盎然。虽然这本著作写于70多年前,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能很自然地将现在的农村生活带入其中。换句话说,用现代的农村实际情况依旧可以很好的验证《江村经济》的真实性。
由于我不是经济系或者社会学科的,所以对于该书的理解或有偏颇,偶然在豆瓣上看到过一篇《江村经济》的读后感,深感赞同,摘抄如下,聊作分享。
马林诺夫斯基在评价这本书时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以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费孝通自己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都有其历史的根源。
比如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
第十二章堪称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通过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的,是国际蚕市场的变幻,技术的推动,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动机和手段。
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政经疑云,当500强在中国遇到本土化难题时,不妨回到费老的观点,换个角度,从制度和文化来理解这些问题。而任何有志于在中国开创事业的年轻人,更有必要了解这些潜在的因素了。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人们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根本的思维模式仍然有很大的相似处。文化就是这样的奇怪,大部分生活在其中之人都感受不到并且难以叙述,但又不得不顺着它生活,比如我们依然会喜欢男孩、我们会保持父母子女间的亲密感,我们会走亲访友,虽然已经没有了“族”的概念。
费老在序言的这几句话似乎点出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席卷神舟大地的社会变革:“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出于故意还是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对社会制度要完成一个成功的改变是更加困难了,当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甚至可能还没有代替它的制度。困难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就组织的起来的”
书的最后,费老给出了预言式的论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上。
如他所言,又一轮政权的更替,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没有触及。
虽然将长江三角洲上的一个小村庄作为代表映射全中国的农村经济、生产、活动等情况有欠妥当,但是这本书的价值不可否认。它首次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为人类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领域。
书的最后费老说:“我衷心的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3000字左右篇5
1936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用第一手真实资料总结了《江村经济》一书,该书即是作者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
《江村经济》主体内容分十六章,贯穿“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两个主题,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作者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
读了这本书,最初的收获是发现自己日常的生活、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在作者以开弦弓村为缩影的传统生活格局下找到了来源。当时的开弦弓村正经历着由传统经济格局向合作、集体作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格局变迁,由此而产生的生丝价格下降、佃户地租负担沉重的经济波动时期,并由此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延展出的其他领域的变迁,在阅读的基础上,以下为我在书中的领悟。
土地问题: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是公有制,经济方面的支出由家长严格控制,父母的权利在子女逐渐成长为完全的社会人的过程中也经历着变化:从经济控制到享受赡养的“情感权利”,而赡养反过来是子女用以表明传嗣合法的权利。
提到遗产的继承,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处理问题。由于逝去的长辈对后辈仍有影响,子女不敢随意变卖土地,但传统经济受到的冲击使得下一代出现经济上的拮据,急需要一笔钱而变卖土地。在土地的占有问题上,反映的不再是一种伦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金融关系,这种纯粹的金融关系与经济衰落息息相关,但仍保留田地所有权,因此那些在农村中超过90%的人拥有不到10亩的土地,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耕作是“靠天吃饭的”,经济又萧条,地租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土地问题的困境在于农民在土地上可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人口与土地:在作者所调查的村中,可以发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而妇女在干农活上的帮助是有限的,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会产生剩余的劳动力而导致妇女进城镇打工,这又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变迁。
另一方面,村里不多见的雇工制度也是人口多而土地少的体现,因为这个制度会使得人口膨胀的弊端更加突出而已,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村子的自我调节作用:在土地稀缺的前提下,孩子的出生率自然受到了节制;大户人家即使仍维持着可观的土地面积,可是土地面积的扩展不是一个短时期就能完成的工程,所以他们的下一代所面临的土地困境也会最终导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趋向平衡。
蚕丝业: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作者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作者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作者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书中作者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作者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仍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民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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